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

        然后君子。”（《雍也·18章》）  

这一章像是孔子给君子下的一个定义，但历来的解释很不能令人满意。杨伯峻翻译为：“朴实多于文采，就未免粗野；文采多于朴实，又未免虚浮。文采和朴实，配合适当，这才是个君子。”加注说：“文质彬彬——此处形容人既文雅又朴实，后来多用来指人文雅有礼貌。”他这译注给人的印象是：君子完全是个描述个人性格、风度的语词。这里的“史”字何以是“虚浮”的意思，正是需要说明的，他却不予注释。李零不翻译不转述只作讲解，引出原文头两句后写道：“‘质’是内在本质，朴实无华；‘文’是外在修饰，赏心悦目。‘野’是粗野、鄙俗，‘史’是精巧、文雅。《仪礼·聘礼》：‘辞多则史，少则不达。’孔子认为，文、质是相须而用，文太多，质太多，都不好，最好把两者协调起来。”这像是中学语文老师讲课文，交代了孔子具有对立统一的辩证法观点，但未讲出这一章的“要害”，还会使人纳闷：孔子会仅仅从人的穿着打扮、仪表气度方面定义君子吗？作为君子对立面的小人，一定会或者“质太多”，或者“文太多”吗？——他对“史”字倒是做了个符合语境需要的解释，并且提供了一个根据，但从那根据似乎看不出“史”会有精巧、文雅的意思。

从李泽厚的译文看，他对本章的新意仅在将“史”字训释为“死板”，“史”字怎么会有“死板”义，他也未作说明。但他在“记”中写道：“‘质’，情感也；‘文’，理性也。‘质胜文’，近于动物，但有生命；‘文胜质’如同机器，更为可怖。孔子以‘礼’、‘仁’作为中心范畴，其功至伟者，亦在此也：使人不作动物又非机器。”按他这解读，如果本章的君子仍然是与小人对言的，那就要说，孔子心中的小人要么是有真情感但缺少理性的粗人、蠢人（即虽有仁心却不懂礼仪），要么是只会照章行事绝不流露一点个人感情的刻板人、机器人（即只顾行为合不合礼不问他人“感觉怎样”）。但能找到旁证，说明这确是孔子的意思吗？我估计李先生自己也会做否定回答的。那么，是我的上述推论有错？或者这一章所谓的“君子”不是同“小人”对言的？我也作否定回答。

这里，注家们错在一看到有“君子”二字，未及细想，就以为本章的论述对象是孔子心中的理想人格形象，即是所谓的“道德君子”，于是认定孔子这是在讲君子该如何表现自己的“君子仪态和君子风度”的问题，接着就往这个方向去作注释写文章，竟然忘记了，在当时，以及在《论语》中，君子、小人还可能是“以位分”的，故而本章针对的人，也即“教诲对象”，未必是“道德君子”，就是说，可能只是其中的具有某种特殊身份的人。——其实，只要肯怀疑持传统理解者的“思维路线”，考虑一下君子在这里是否特指官员，就会豁然开朗，对本章作出正确解读的。

必须明确，君子最初是用来指称“居上位者”，也即官员的，相对而言，他的下属，普通百姓，就叫小人。在中国古代，人们信仰“皇天无亲，惟德是辅”，以致官员和“德高者”简直合而为一，在外延上是重合关系，所以君子同时意味着道德高尚，称某人为君子，有时还可能主要是着眼于他的德操方面，而非官员身份。人们关于君子的这种观念，君子一词的这种用法，在后来的政治伦理不分的宗法社会得到承袭，甚或被强化了，因为官员想以此证明、标榜自己有道德，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老百姓也想以此要求、约束当政者：“你们可得配称为君子啊”，对于实际上品德不好的官员，仍以君子称呼之，则出于习惯，或是表示奉承和提醒对方注意操守。存想得到，再后来，“君子”会自然地也用来指称暂未做官的有德之人，而且终于这是它的更加常见的用法。到孔子时代，在《论语》章句中，君子究竟是“以位言”，还是“以德言”，就需要具体分析了，有时还分不清楚，并且在官员内部，也开始作君子、小人之分（《子路25章》：“君子易事而难养也……小人难事而易养也”，所说的君子和小人明显都是官员）。但可以肯定：孔子希望官员同时是道德君子，他论及君子该如何行事时，使用的是道德君子的标准，心中想到的人，亦即“君子”概念的外延，则是官员。——可以在《论语》中找到大量章句指证这是孔子思想的“实际”，至于这在逻辑上似乎不严密，我则要说：此乃君子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处在历史地变化中的反映，对孔子谈论这问题时的行文，不能有太严格的逻辑要求。

现在清楚了，本章是针对官员说话的，而孔子又把他们看做君子，就是说，把他们作为“君子官”来要求。所以在他心中，他们的“质”也就是君子的质，而“君子义以为质”（《卫灵公·18章》），故他们的质可归结为“仁”，最直接最“本色的”表现当是“把人当人看”的平等待人精神。但他们的社会身份、职业角色是官员，是社会管理者，办事要想有效率，出政绩，不能没有一点“威”，因而又不能和普通人毫无区别，需要用官场的礼节、仪式、排场等，把他们“烘托”、“包装”起来，以显示他们区别于普通人的特殊地位。这就是“文”，与“君子官”的“质”相对待的“文”。毫无疑问，按质和文的这种意思，官员若是有质无文（“质胜文”），实际上是混同于普通人，那将使自己失去“威力”，发挥不出“官”的作用；若是有文无质（“文胜质”），则意味着总是忙于应付官场礼仪，专讲排场，甚至只知摆官架子，而不做治理国家的实事，“仁”和“义”就仅仅是标榜了。因此，孔子教诲说，真正的君子，即有德之官，必须把质和文最好地结合起来，不可偏重任何一方。那就是这一章。——如此理解这一章，不是最为切合孔子的思想吗？下面讲该做这种理解的训诂根据。

关键在“史”字。注家们多将本章的“史”字训为“文雅”，译作“虚浮”等，显是根据它与“野”的“相互对言关系”推论出来的，并以这理解符合了语境要求为满足。我则不满足：将前句中的“野”解释为“粗野”，虽然句义可通，训诂有据，但“野”就被视为形容词了，于是，同它对言的“史”也该是形容词，可“史”哪有作形容词的用法呢？“史”在古代乃指追随君主左右，从事祭祀、卜筮等活动，特别是记录君主言行的人（《书·周书·金滕》：“史乃册”），所以虽然也属官员，但担负的不是一般官员的“管人的工作”，即没有官员之“实”，因此，细致、繁琐、讲究排场等，成了他们的“角色特征”。据此可知，后句“文胜质则史”最可能是说：只有做官的派头、排场，不去给百信办实事，那就像是史官了。由此反过来看“野”字，就会想到，它该是“朝野”的“野”，指谓“野人”，亦即没有官职的普通百姓，所以前句是说：只顾自己有仁心，是在行正道，办实事，完全不要官场的礼节、仪式，那就把自己混同于一般百姓了。这样，“野”和“史”都是名词，又都是指人，头两句就对仗得十分工整了，特别是，这一来，本章的主旨——教诲官员们“务必保持君子本色，又要讲求必要的形式以保证为政效率”，就非常明确了。——此章其实不是讲君子的修养，而是讲政治啊！

让我在《论语》中举出两个旁证，证明理应对本章做上述反传统的理解。①孔子拒绝颜渊父亲的请求，不肯卖掉自己的车子为颜回买棺椁，所持的理由是：“吾不徒行以为之椁，以吾从大夫之后，不可徒行也。”（见《先进·7章》）这说明，孔子也坚持要“坐车上班”，（这也许是礼制的规定）认为这样才能真正履行大夫职责，做好工作。②棘子成说：“君子质而已矣，何以文为？”子贡表示反对，说出的理由是：“文犹质也，质犹文也。虎豹之鞟犹犬羊之鞟？”（见《颜渊·8章》）能够以去了毛的虎豹之皮和犬羊之皮（去毛兽皮叫“鞟”）难于区分作比喻，说明没有了“文”，君子同非君子就没有区别了，明显是因为这里讲的君子乃指“君子官”，“文”则正是显示“官气”的东西。李泽厚解此章后说：“这即是说，必须有各种礼仪文采等外在形式，来确定和表达尊卑长幼等等不同的身份、地位、等级……”是体认得很正确的。

关于本章，何新说：“史，失也”。所以他的译文是：“质朴超过文采，便放野；文采超过质朴，便失逸。文采和质朴相辉映，才能成为君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