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述而·6章》）

这一章前三句意思明白，注家们的翻译仅在字面上有所不同，如杨伯峻和李泽厚的译文分别是：“目标在‘道’，根据在‘德’，依靠在‘仁’”、“ 志向于道，根据于德，依靠于仁”。傅佩荣的差别较大，但那仅在于他对“道、德、仁”三个概念的译法与众不同。第四句“游于艺”是什么意思？就“见仁见智”了。杨伯峻引《礼记•学记》一段话，说是“可以阐明这里的‘游于艺’”：“不兴其艺，不能乐学。故君子之于学也，藏也，修也，息焉，游焉。夫然，故安其学而亲其师，乐其友而信其道，是以虽离师辅而不反也。”所以他这一句的译文是：“而游憩于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之中。”但李泽厚却译作“娴熟地掌握技艺”。且不说当时的六艺不都是“技艺”，“娴熟地掌握”同“游憩于”，意思可是相去很远的。李零、傅佩荣分别翻译为“游心于艺”、“自在涵泳艺文活动”，则不大好懂，并让人觉得译者自己也感到“不好懂”。

我以为，只有把这四句话看做一个“整体”，亦即孔子对于某个问题的观点之“完整表达”，才能达致对每一句的确解，而认为这“某个问题”是教育问题，这一章是孔子在申明他的教育方针，或者说教学总纲，大概不会错的。因此，从内容上说，这四句话不是并列关系，排序更有个讲究。“道”必是指孔子心中的为人之道，内涵人格标准和社会理想，规定着个人奋斗的目标，努力的方向，故“志于道”排第一。承载、体现“道”的要求的行为方式，就是“德”（规范内化为人的自觉要求，就是人的德性；在孔门，礼是道德规范的具体化，“有德”其实就是“依礼行事”），所以“德”是行为准则，依之而行本质上是“行道”，换言之，“据于德”是“志于道”的表现和确证，所以“据于德”自应排第二位。这两条，已经概括了对人的内心世界和行为表现这两个方面、两大领域的要求，从“培养目标”看，没有哪种要求可以与之并列了。因此，前两句是作为“整体”的这四句话的第一层次，是规定培养目标。据此可知，后两句作为第二层次，理应是讲如何达到培养目标了。

按以上思路，“依于仁”的“依”是“依靠、依托、依凭”的意思。在孔子看来，人能够“志于道，据于德”，其根据、原动力，就在于内心之仁，说通俗点，有一颗“仁心”，而仁心是虽然人皆有之，其推动人向善的实际作用、功能，则有待人去自觉调动和发挥的，所以“依于仁”乃是说：实施道与德的教育之内在根据，亦即可能性，在于人皆有仁心，惟其如此，取得教育成效的依靠，也就是根本途径，是启发、诱导受教育者自觉地培养、壮大、展现其内心之仁。这当然只是抽象的原则、方针，必须具体化一下，指明究竟如何施教和教些什么，这就是末一句。——四句话，两个层次，分别讲培养目标和怎样培养，每层两句都先做一般交代，再落实为实际的行为操作性规定，真是一个内容正确全面、表述准确精当的教学总纲。

现在知道了，第四句的“游”字理当是“学”的意思，“游于艺”是说：教育对象学习的内容应该是“六艺”。因为按孔子关于“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的思想，“学”是正确体现“仁”，使之不表现为“愚”的保证。认为这个“游”（也作“逰”）可训为“学”，则有《孟子•尽心上》的用例为证：“故观于海者难为水，游于圣人之门者难为言。”其中的“游于圣人之门”，杨伯峻就翻译为“曾在圣人之门学习过”。至于六艺，是指礼、乐、射、御、书、数，还是指《诗》、《书》、《易》、《礼》、《乐》、《春秋》（也叫“六经”），就不好说了；一般认为是指前者，这大概不错，因为都说孔子就是教的这六者，但从“游于艺”是为了培养、发扬仁心，和孔子说“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学而·6章》)看，说是后者似乎更好些。好在这无关紧要，不必钻牛角尖。——《书·金滕》：“予仁若考，能多才多艺。”其中“艺”字似乎是泛指才学、技能，所以“逰于艺”可能就是一般地指谓“学习，以期提高才艺”。

按我的上述解读，此章不仅是了解孔子教育思想的最好资料，同时显示了，孔子还从教育的角度，也即个人成长的角度，表达了他对仁、道、德（实乃礼）、学这四者之间关系的看法。传统理解则不但有错，还把它蕴含的后一方面的内容给掩盖了。我是不是拔高了孔子？这就决定于你认为我这“辩误”做得对不对了，如果对，那就谈不上“拔高”，该说如实地反映了，孔子确实是一个伟大的教育家。

何新在他给出的此章原文和他的译文前，都加个括号，里面写个“我”字，这说明，他认为此章是孔子陈述自己的“自我修养、造就计划”。“游于艺”，他翻译为“悠游于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