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

     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余可与言诗已矣。”（《八佾·8章》）

这是《论语》中很特殊又很有名的一章，因为其中根本没有“仁”字，却又被认为是了解孔子关于仁礼关系的思想的最重要的资料；它很难懂，而注家们对它的说解，比较而言，却又最是高度一致。

子夏开头征引的三句话，历来注家都肯定是“三句诗”，因为查出了，在《诗·卫风·硕人》中确有前两句，第三句很像是诗句，查不到出处，就认为“此逸诗也”（朱熹语）。李零说，前两句“是描写美人的名句”，李泽厚则依从原文，将三句并列地翻译为：“美的笑容，酒窝微动；美的眼睛，黑白传神；洁白纸上，灿烂颜色。”念完三句诗后，子夏问孔子“何谓也？”孔子仅答以“绘事后素”四字；子夏接着问“礼后乎？”孔子立刻高兴地称赞子夏，说：“起予者”是你卜商啊！（子夏姓卜名商）——从这对话，怎么读出孔子关于仁礼关系的思想来了？难懂吧？

冯友兰先生对此所作的解说，最是清楚、明白：“在这段记载里，主要的一句话是‘礼后乎’，后于什么呢？就是后于仁。比如绘画，必须先有一个洁白的底子，然后才可以在上面施加色彩。这就是‘绘事后素’。就是说，洁白的底子在先，绘画的彩色在后。这就是‘素以为绚’。就是说，洁白的底子是彩色的条件。子贡因为这一句诗而悟到‘礼后乎’。人必须有真性情，真情实感，才可以行‘礼’，仁先礼后。孔子对于子贡的这一理解，大加赞赏。”（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三卷）

从给出的译文看，杨伯峻和李泽厚的理解，同冯先生的说法毫无二致。李零也说：“‘绘事后素’，有两说，一说据《礼记·礼器》”的‘白受采’，一说据《考工记》的‘绘画之事后素’。前者是白底施彩，后者是用白色为彩画钩边，意思完全不一样。这里应以前说为是……子夏问‘礼后乎’，意思是，‘礼’就是画画的底子吗？”可见冯先生的解释代表了对于本章的传统理解。就我所见，现代注家中只有傅佩荣对“绘事后素”选取李零介绍的后一说法，故他的译文是：“绘画时，最后才上白色。”解释说：“古代绘画是先上各种颜色，最后以白色分布其间，使众色凸显出来。”但对“礼后乎”，他却也翻译为：“那么，礼是不是后来才产生的？”——仔细看一下，会发现李、傅二先生在这里都犯了逻辑错误，但我不分析了。

我以为，对本章的上述传统理解，从以下三点看来，是可以成立的：①对“绘事后素”和“礼后乎”的解释训诂有据，不失为“一说”；②根据这个解释做出“解读结论”说，本章的主旨是喻示“仁”和“礼”之间乃是“仁先礼后”，或李泽厚说的“仁内礼外”的关系，是合逻辑的；③这个结论明显符合孔子的思想，可说准确、深刻、形象地展示了孔子对于“仁礼关系”的看法。

但如果考察一下注家们在这里的思路，我则要说，他们做出这个理解是“没有根基的”，就是说，这个传统理解的基础、根据，全在于将“绘事后素”解释为“仁先礼后”的比喻说法，但他们却不是因为分析了这句话同上文的义理联系，发现了子夏征引的三句诗中蕴含有“仁先礼后”的意思，从而认定孔子这是在“用比喻说话”，于是达到了这个解释。事实上，还未见有哪位注家做了这个分析，李零说“这里应以前说为是”，是用个“应”字代替分析，冯先生也只是用“就是说”三字引出他的解释。这就有违“作解读”所要求的正常次序，是事先认定有个“仁先礼后”的关系，于是从这关系出发去设想“绘事后素”四字应当是喻示“仁先礼后”，而完全无视“绘事后素”同上文的联系了。因此我要说，对“绘事后素”的传统解释，如果不能又通过分析它与上文的联系来加以确认的话，就还不能认可其“有效性”，因而又必须说，对本章主旨的传统理解只是一种“不违孔子思想体系的合理猜测”，还有待证明。——何新认为“绘事后素”的“事”应“读为施”，故“绘事，即施绘”，因此他翻译为“先渲染彩色，仍复归于素洁”。

因此，我做这篇“辩误”的目的很特殊，不是要宣布对于本章的传统理解也属误解，并提出我的新解，恰恰相反，是想证明它的“有效性”，具体说就是填补对它的论证过程中的缺陷——将注家们“赋予”“绘事后素”的意思，从它同上文的联系中“分析、发掘出来”。

我发现，为求得“绘事后素”的含义，注家们一律不从分析它与上文的联系着手，是因为他们事先已经不自觉地把这个联系给“掐断”了，以致确实无从找到实有的联系了。我说的“掐断”是指这两点：①他们已“不假思索地”认定，子夏征引的三句话是并列的三句诗；②将子夏的问话“何谓也？”“很自然地”理解为“这（三句诗）是什么意思？”——请体认一下“三句诗”的“意思”，看能否用“绘事后素”四字来加以指点或概括。我敢肯定，谁也做不到这一点。足见“绘事后素”同“三句诗”的联系是强加的，即“无中生有”的。

但我不相信《论语》中真会有这样的上下文脱节的病句。我终于得到两个更重要的的想法：①子夏征引的三句话，其实只有前两句是诗，第三句“素以为绚兮”，乃是某个人对这两句诗所作的评论。古文没有标点，害得我们的注家们误把三句视为并列关系，当然也就讲不出它们作为整体的“意思”了。②子夏问的“何谓也”，不是针对作为整体的那“三句诗”，只是针对作为“评论句”的第三句，即实际情况是：两句诗，在《诗经》中有，子夏读过、懂得的；对这评论，他觉得自己读不懂，不知是针对那两句诗的哪一点而发，所以向孔子请教来了。——我这想法合乎事理逻辑，一点不影响而只是加强了传统理解对此章主旨的认定，并且把它留下的所有疑难问题，包括第三句“诗”何以失传而成了“逸诗”的问题，通通解决了吧？

因此我还想到：“何谓也”在这里更可能是“为什么”的意思，即子夏是问：对这两句诗作“素以为绚兮”的评论，为什么？我这样想，不仅因为“何谓”本来就还有“为什么”的意思（《淮南子·道应训》：“白公曰：‘然则人固不可与微言乎？’孔子曰：‘何谓不可？’”其中的“何谓”显是“为什么”的意思。又，《论语·八佾·13章》中的“何谓也”，我以为也是“为什么”的意思。）更因为按这理解，将能、才能对下文作出比较圆通的解读，即：孔子答以“绘事后素”四字，直接是说，“因为‘素以为绚兮’是‘绘事后素’的意思嘛！”这当然同时是肯定那评论颇为中肯，因此也就又暗示了他自己对那两句诗的看法，即他也认为那两句诗确实体现了“素以为绚兮”。惟其如此，孔子听到子夏回答说“礼后乎”，才会感叹子夏悟性极好，即能够又快又准确地领会到他的全部意思，还说“始可与言诗已矣”。——“素”是白色，“绚”是绚丽，有文采，故“素以为绚兮”可以说是“绘事后素”的形象表达。

最后，我必须点明：从我上面征引的冯友兰先生那段话的行文看，他并未把“那三句话”当做并列的三句诗，他先说了“这就是‘绘事后素’”，作了解释后，下面又加一句“这就是‘素以为绚’”，更说明他的理解同我的“想法”很是接近。

何新认为“礼后乎”是“后礼乎”的“倒置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