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迟问知。子曰：“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问仁。曰：“仁者先难而后获，可谓仁矣。”（《雍也·22章》）

    此章中孔子对于樊迟“问知”的回答，遭到了普遍的误解。原因是没有弄清樊迟问的究竟是什么。我以为，只要相信孔子的回答“对准了”所问，那就必须肯定：樊迟是把居上位者，亦即官员们，包括侯王君主，要处理的全部事务一分为二：民事和神事，请教孔子智者会怎样处理这二者之间的关系，也就是怎样处理就算是“知”——有智慧了。从这个划分很符合当时“社会管理工作”内容的实际，和樊迟曾经因自己从政不顺利产生过“学稼”的想法看（见《子路·4章》），他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很好理解的，而不这样领会他的“问知”，就讲不清孔子到底是针对什么问题作答了。——《老子·59章》头句说：“治人事天莫若啬”，这是对君主作教诲，颇足以说明，在当时有见识的人看来，“治人事天”，也即民事和神事，是对统治者、官员们全部“工作任务”的最高概括。

由于没有把“所问”弄明白，历来注家对这一章做出了一个共同的误解，那就是把孔子答“问知”时说的“可谓知矣”，看作仅仅是对“敬鬼神而远之”的评断，与前句“务民之义”没有关系。——杨伯峻、李泽厚都是照原文一句句翻译，所以从他们的译文看不出有这个误解，但李泽厚在“记”中说：“‘敬鬼神而远之，可谓智矣。’前面已讲，这种对鬼神不肯定，不否定，甚至不去询问、怀疑和思考的态度，是中国的典型的知慧。”可见他确有这种误解。谈论孔子关于鬼神的思想主张时，人们莫不把这条“误解的资料”当做可靠论据来使用。令人费解的是：前头明明讲了两个“做法”，紧接着的“可谓知矣”的评语怎么会只针对其中一个呢？这在事理上和语法上都说不过去呀！是说两个做法的每一个都“可谓知矣”吗？这不可能，因为如果是这样，孔子就是举出两个表现了智的做法来一般地说明什么是智了，但 “务民之义”无论怎样解释都显示不出方法论意义，对于说明什么是智并不具有典型性，孔子竟选用来作为头一范例，又与“敬鬼神而远之”相提并论，就把孔子的逻辑思维能力估计得太低了。

“务民之义”是什么意思？杨伯峻和李零看做兼语式结构，即以为“之”在这里是动词，“去”义，所以分别译作“把心力专一地放在使人民走向‘义’上”，“尽力引导人民趋向义”；李泽厚和傅佩荣认为这个“之”是表示领属关系的助词，“民之义”乃指“人民认为合乎道义的事情”，充当“务”的宾语，故分别翻译为“尽力做对人民适宜合理的事情”、“专心做好为百姓服务所该做的事”。我认为，后解才是孔子原意，因为按前解，一定会发生这“义”是由统治者还是由人民来认定的？二者是否一致？人民为什么要有人“务”了才“之”向它？以及是否统治者“务”了人民就一定“之它”？等等问题，论者恐难作出圆满的回答，而按后解，此句的意思就与《公冶长·16章》说“子谓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其使民也义”的意思，很是接近，同孔子认为凡是于民有利的政策、行事、举措都合乎义的思想，也非常一致了。 

由此可知，对于“问知”，孔子是运用他关于“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和“未知生，焉知死”的理论（见《先进·12章》），回答樊迟说：民事的问题是现实的人的问题，要首先努力恰当地加以处理，恰当也就是合乎义，以受到人民的拥护为准则；神事的问题是很难说清楚的，所以对鬼神只能抱“敬而远之”的态度；如果能这样地处理民事和神事的关系，就很符合中庸原则，就可以说是有智慧了。——至于翻译，当然不能如此啰嗦，我来翻译的话，会这样行文：“办事以得到老百姓拥护为原则，对待鬼神则抱敬而远之的态度，能这样施政，也就可以说是有智慧了。”注意：“务”在这里是及物动词，“致力于”、“专心从事”的意思，所以“义”也就具体化为“合乎义的事情”了。

如果认同我对此章的上述理解，对于“敬鬼神而远之”这句孔子的名言，就要放到“如何处理民事和神事的关系”这个“治国理念”中去理解了，就不仅仅属于孔子的宗教神学思想，更同他的政治思想密切相关，从而也就更能彰显孔子的神学思想的具体内容。

    何新注曰：“务，动词，致力。义，义务。”他将“可谓知矣句”翻译为：“努力尽一个臣民的义务，敬重鬼神而远离它，就可以算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