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成书于中国元末明初的《三国志通俗演义》是中国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长篇章回体历史小说，以陈寿所著《三国志》为蓝本，从汉末的黄巾之乱开篇，至三家归晋完结。尽管小说的艺术成就颇高，但不可否认的是，依靠三分虚七分实所撰写的小说依然摆脱不了演义的框架与时代的束缚，迷信与夸张的笔法亦值得商榷，尊刘抑曹的立场更是影响了中国人对于那段历史与人物的真正理解。

    或许是历史与地缘关系，或许是《三国志通俗演义》所表达出忠君、尚武的内涵更受日本人的青睐，传统上不断汲取中国文化的日本自然是不会放过这样优秀的作品。据资料显示，《三国志通俗演义》早在300年前就流入日本，起初只在日本上层社会流传。随着日本对中国文化的需求日增，逐渐流于民间，吸引更多日本学者重新翻译与整理。而真正走向民间并使之具有广泛影响的，应该归功于日本文学泰斗、享有日本国民作家与大众文学第一人美誉的吉川英治。

    吉川英治在少年时期就沉迷于久保天随所译之《三国志通俗演义》，并立志写出一本更为通俗更符合日本人阅读的三国志作品。事实上，吉川英治本人并不懂中文，因此他是根据日译《三国志通俗演义》的版本来进行再创作的，同时将个人的世界观与历史观延伸至作品中，三国这段动荡的历史给予其极大的发挥余地。在他看来，三国时期动荡的原因除了天灾就是人祸，官宦乱政与诸侯的野心促使乱世的提前到来。小说的开篇以刘备为母购茶点出其忠孝本性，官僚的腐败与压榨、饥荒与战乱带来的种种非人道的痛苦让他立志拯救万民于水火，此后的建立义军、反抗董卓的暴政以及谦让徐州的一系列举动都是源自于此。

    与之相同的还有曹操形象的刻画，在吉川英治的眼中，曹操是典型东方式的英雄人物，而非中国传统刻画下一意贬低的“汉贼”。有血有肉有抱负的举止遍布全书，进而探索曹操的精神世界，他可以在一念之间灭人全家，也可以在政治诉求上留有余地，甚至可以在战败时痛哭，而后又恢复斗志向自己的理想前行。可以说吉川英治重新塑造了曹操的人物形象。通过故事可以看到，吉川英治的观点更注重现实的理解，治乱兴亡的根源尽管要从人本身出发才得以解决，但人是摆在第一位的。

    小说始终是小说，文字化处理必然涉及到文学所必须具备的美感。吉川英治视《三国志通俗演义》为诗，因此抛出中国人更为关注的谋略厮杀场景以及中国说书人叙述开场的桥段，加以大胆的改良。最为明显的是将人物对白作为推进小说前行的动力，将人与事对应起来。小说的进程如行云流水，文字的清新隽永又使之同时具备古典与现代的双重韵味，极具艺术个性，难怪日本文学评论者亦将吉川英治的文字赞为“百万人的美学”。

    小知识：曹操的成就

    黄河流域在曹操统治下，政治有一定程度的清明，经济逐步恢复，阶级压迫稍有减轻，社会风气有所好转。所以我们说操之统一北方及其相应采取的一些措施还是具有积极作用的。

    曹操政治方面

    用人唯才，打破世族门第观念，罗致地主阶级中下层人物，抑制豪强，加强集权。所统治的地区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精于兵法，著《孙子略解》、《兵书接要》等书。善诗歌，《蒿里行》、《观沧海》等抒发自己的政治抱负，并反映汉末人民苦难生活，气魄雄伟，慷慨悲凉，他在政治上的功绩亦是不凡的。

    经济方面

    他推行屯田，兴修水利，实行盐铁官卖制度，对社会经济的恢复和经济的整顿起了积极作用。实行盐铁官卖制度，对社会经济的恢复和经济的整顿起了积极作用。

    文学方面

    曹操的诗歌，今存不足20篇，全部是乐府诗体。曹操对文学、书法、音乐等都有深湛的修养。他的文学成就，主要表现在诗歌上，散文也很有特点。

    内容大体上可分三类。

    一类是关涉时事的；

    一类是以表述理想为主的；

    一类是游仙诗。

    太祖御军三十余年，手不舍书。书则讲武策，夜则思经传。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魏书》）上雅好诗书文籍，虽在军旅，手不释卷。每每定省，从容常言：人少好学，则思专，长则善忘；长大而能勤学者，唯吾与袁伯业耳。（《典论自叙》，袁伯业名遗，袁绍从兄。）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钟嵘《诗品》）

    在文学上的功绩，还表现在他对建安文学（见建安七子）所起的建设性作用上，建安文学能够在长期战乱、社会残破的背景下得以勃兴，同他的重视和推动是分不开的。刘勰在论述建安文学繁荣原因时，就曾指出“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心雕龙时序》）。事实上，建安时期的主要作家，无不同他有密切关系。曹丕、曹植是他的儿子，“七子”及蔡琰等，也都托庇于他的荫护。可以说，“邺下文人集团”就是在他提供的物质条件基础上形成的；而他们的创作，也是在他的倡导影响下进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