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代后期，那时候的米兰·昆德拉小说，虽然已被公开翻译出版，但读它们的人却或多或少还能从中体会到某种阅读禁书的快感。人们也还对这位来自法国的捷克流亡者怀有一丝审慎和疑惑，而不是像几年之后那样——进入到一种知识界的顶礼膜拜，或索性是膜拜后的性情逆反。

热书重温

很怀念坐在北师大数学楼前小凉亭畔，边看浅池里几朵孤伶的睡莲，边捧读米兰·昆德拉、抚卷长叹的日子。不管是诗人球评家大仙嘴里的AC米兰·昆德拉，还是正宗的捷克米兰·昆德拉，昆德拉都是1980年代绕不过去的一个话题。

1987年8月和9月，作家出版社在“作家参考丛书”的名目下，接连推出了小说《为了告别的聚会》和《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开始走入中国内地读者的视野。

1980年代刚被译介了两部长篇的米兰·昆德拉，跟1990年代被译介了五六部、乃至全部作品的米兰·昆德拉，在汉语里给人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前者显得另类、沉重，还有一丝灵动；后者则带有明显的风格复制意味，作家敲击生活琴键的力度也日渐轻柔，甚至有点趋近于无力……

在1987年或者1988年阅读《为了告别的聚会》与《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你绝难以想象它们在将来会成为翻译小说里的畅销书。虽然两本书的卖点是性爱和政治，但有头脑的读者都能看出，它们最大的特点，是描写了一种我们既陌生又似曾相识的“人的生存”与“世事的无常”。

两本小说以《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名气为盛，实际它也是昆氏所有作品中名头最响的，“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这本是小说后面所附的一篇昆德拉的获奖演说题目，但它很快就变成了一个滥俗的标题句式，充斥到了从文科论文到媒体评论等形形色色的文体里。由此也可以想见小说的“深入人心”。“性爱和政治”自然是首要原因，被导演菲利浦·考夫曼改编成同名电影（丹尼尔·刘易斯和朱丽叶·比诺什主演），更扩大了书的影响力。虽然考夫曼的电影版改编，与原著气韵大相径庭。

我个人倒以为《为了告别的聚会》是昆氏长篇小说中水准最高的。它减少了惯常在昆氏小说中所出现的那些偏于理性的内心分析和枯燥的命题性探讨，而保留了昆德拉小说里特有的残酷的幽默和某种无常感。克利玛和茹泽娜，雅库布和奥尔加，以及巴特里弗、斯克雷托这些人，要较托马斯、弗兰茨、特丽莎、萨宾娜那一组符号化的人物，更具备某种生活的润泽感。米兰·昆德拉写小说，对笔下人物的控制力太强，这既构成了昆氏小说的特色，也阻碍了他超越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欧美小说所普遍存在的“理性病”。而长篇小说《为了告别的聚会》和短篇小说集《可笑的爱》，在昆氏小说里，是这方面程度最轻的。

据说李欧梵教授曾在1980年代中期米兰·昆德拉作品尚未被译介时，就曾将其和加西亚·马尔克斯并列，视为将给中国文学带来巨大影响的小说家，可谓有先见之明。不过，李教授只预见对了一半：与马尔克斯明显影响了莫言、张炜、韩少功等当代小说家不同，昆德拉除了后来在市场上赢得了巨大成功外，对内地小说的创作影响实绩有限。

毫无疑问，昆德拉的小说是一种智性小说。可奇怪的是，在喜欢这种小说的内地作家中，并没有因此衍生出几个与昆氏具备同类型思维的个性作者。知名小说家中只有曾出任张艺谋电影《有话好好说》编剧的述平，形式上带有一些昆氏印迹。

还是让我们回到1980年代后期：那时候的米兰·昆德拉小说，虽然已被公开翻译出版，但读它们的人却或多或少还能从中体会到某种阅读禁书的快感。人们也还对这位来自法国的捷克流亡者怀有一丝审慎和疑惑，而不是像几年之后那样——进入到一种知识界的顶礼膜拜，或索性是膜拜后的性情逆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