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意大利克罗齐语）。历史总是与现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永远都在感发着当下处境中人们的情思。那些心胸阔大，对现实有强烈关怀的人，往往也同等地对历史有强烈的关怀。王安石就是个有着极为渊博的历史文化知识和深沉历史感悟的人。他创作了大量的咏史诗，有古体，也有近体，而其近体的咏史诗主要是绝句，如《乌江亭》、《邵平》、《中牟》、《王章》、《神物》、《文成》、《读汉书》、《赐也》、《郭解》、《韩子》、《孟子》、《商鞅》、《苏秦》、《范睢》、《张良》、《曹参》、《韩信》、《伯牙》、《范增二首》、《贾生》、《两生》、《谢安》、《世上》、《读〈后汉书〉》、《读〈汉功臣表〉》、《读〈唐书〉》，《读开成事》等。这些诗大多作于熙宁三年（1070），时王安石任参知政事，正值新法推行的中间阶段。这些诗或发表新见特识，或寄托个人怀抱。虽然，有些诗流于抽象议论，韵味淡薄，但大多立意新颖，见解精到，堪称咏史佳作。

    众所周知，王安石是一个有着强烈的不媚流俗、特立独行性格的人，故其诗好作翻案文字。写翻案诗是宋人的普遍风尚。翻案诗大多是咏史的。但即使是咏史，许多历史人物和事件都被唐人吟咏过了。人物如范蠡、昭君、贾谊、孔明……，事件如楚汉之争、三国之雄、南朝之乱、马嵬之变……，兴亡感慨，人事诡谲，滔滔滚滚的历史长河，永远都在为人们创造着令人感慨不尽的话题。如此好诗材，早已被前人吟咏殆尽，但宋人如王安石辈，其学更富，其思更深，前人作过的熟题，他常能翻去旧案，别出心裁，透过数层来说，其成功者往往新警透辟，启人心智。然而要做到这一点，既需要灵活、出奇的机敏，也需要鞭辟入里的深刻。我们来看几首王安石咏史的翻案文字：

    赐也无言未识真，误将心许汉阴人。桔槔俯仰妨何事？抱瓮区区老此身。（《赐也》）

    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商鞅》）

    一时谋议略施行，谁道君王薄贾生？爵位自高言尽废，古来何啻万公卿。（《贾生》）

    按李壁注及庚寅增注（宋曾极等人作），荆公此诗与晏殊诗《咏上竿伎》（百尺竿头袅袅身，足腾跟倒骇傍人。汉阴有叟君知否？抱瓮区区亦未贫。）意相反，殆有深意。其实，若说荆公此诗乃翻庄子之案更准确些。庄子主张去机心与机事，以无心无为为高。但为与不为都不能绝对化。作为一个意在革新除弊的政治家，势不能无机心与机事。这大概是对反对者们以繁政扰民指责新法的一个回应吧。

    对在秦国推行法制的商鞅，历来儒家正统士人都鄙视之，如苏轼在《论商鞅》一文中就认为秦国之所以富强与商鞅无关，而其所以败亡，“则鞅实使之。”[1]而王安石则对商鞅持赞赏态度，尤其着眼于“商鞅能令政必行。”这种慨叹显然是有感于推行新法的艰难而发的，其语气斩钉截铁，显露着王安石变法革新的坚决心态。李东阳《麓堂诗话》说：“其（王安石）咏史诸绝句，极有笔力，当别用一具眼观之。若《商鞅》诗，乃发泄不平语，于理不觉有碍耳。”[2]这首《商鞅》纯以议论为诗，语气率直不留余地，但我们并不觉它粗浅不成诗，关键在于其观点颇有道理，且言辞非常有力。

    唐代诗人多咏贾谊，感叹其才高不展的命运，如刘长卿云：“汉文有道恩犹薄，湘水无情吊岂知？”（《过长沙贾谊宅》）；李商隐著名七绝《贾谊》：“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苏轼的《贾谊论》做翻案文章，认为“若贾生者，非汉文之不用生，生之不能用汉文也。” [3]一反对贾谊同情哀叹的姿态，对贾谊有所批评，不管这种批评恰切与否，其议论之新警确有出人意表之处。王安石的《贾生》同样舍弃了对贾谊的同情哀叹，认为贾谊并非不遇于时，当时对贾谊不以为然的名公大臣及其言论不都已湮没，而贾谊却仍然在历史的长河中熠熠生辉吗？王安石的这一观点来自《汉书》贾谊本传。站在俯瞰历史长河的高度来看，汉文帝并不算不能用贾谊，而贾谊也远比当时反对他的那些名公大臣更具长久的历史影响。这首诗巧妙而有力地表达了诗人不恤人言，自信刚毅的态度，借古人酒杯浇自己胸中块垒，咏史正须如此手段。

    王安石还有一首五律《贾生》（作于1070年），赞扬贾谊能明辨是非，独持特见，并寄以深深之同情。但是在七言古诗《张良》（作于1070年）中，王安石却在称赞完张良之后说：“洛阳贾谊才能薄，扰扰空令绛灌疑”，为什么对贾谊深怀欣赏同情的王安石在此处又对贾谊有所批评呢？其实，这并不奇怪。王安石对贾谊的赞赏、同情，是就贾谊卓越的才华、深远的历史影响和在当时相对的寂寞而发的，而他所谓“洛阳贾谊才能薄，扰扰空令绛灌疑”是与张良的善于处世相比较，原是为了进一步突出张良，并无贬低贾谊之意。所以，我们看待王安石咏史绝句中的思想，不能拘执一隅，而要变通地去看。另一个与此类似的例子是王安石咏韩愈的七绝《韩子》：“纷纷易尽百年身，举世何人识道真。力去陈言夸末俗，可怜无补费精神。”这首诗借韩愈“惟陈言之务去”的靶子批评了不重实用而极力于文辞的作风，体现了王安石重经世致用的文化精神。但这首诗却引来了一些误解。李壁在注中说他曾闻曾氏子弟载南丰语云：“介甫非前人尽，独黄帝、孔子未见非耳。”并说“讥其非人太多也。如此诗可见。”[1]蔡上翔《王荆公年谱考略》认为李壁所说曾巩子弟所传曾巩之言未必真为曾巩之言，即使以曾氏子弟所传之言为信，按之荆公全部诗集，也绝不是除黄帝、孔子之外把前人都讥讽尽了。我以为蔡上翔所言有理。他还说：“介甫《送孙正之序》，时年二十二，即云‘以孟、韩之心为心’。其后介甫刻意经学，因文证道，视韩子用力犹勤，此亦公论也。大抵贤者论人，有前后相异不相妨者。……‘可怜无补费精神’，当亦是公晚年所学有所进，不欲仅以文章高世，而岂有意于贬韩子哉？”[2]此言甚是。再进一步说，韩愈本身决非徒务文辞之辈，这一点王安石不会不清楚，这首诗乃是借韩愈“惟陈言之务去”的话头为靶子来批评重文辞而忽精神的文学观念，矛头并不是指向韩愈的。

    王安石的大多数咏史绝句重在辨析道理，以翻案的机智取胜、以意取胜，也有少数以抒情为主，如荆公咏史诗中写得最有情韵的一首《孟子》：“沉魄浮魂不可招，遗编一读想风标。何妨举世嫌迂阔，故有斯人慰寂寥。”人称“拗相公”的王安石对千载之上的欲以“王道”致天下而被讥为“迂阔”的孟子深怀同情，大有“萧条异代不同时”之感。此诗深情摇曳，风调宛然，颇有唐人韵致，亦不失荆公倔强本色。另如《韩信》：“贫贱侵凌富贵骄，功名无复在刍荛。将军北面师降虏，此事人间久寂寥”；《伯牙》：“千载朱弦无此悲，欲弹孤绝鬼神疑。故人舍我归黄壤，流水高山心自知”，也都是情韵悠长之作。

    要之，王安石的咏史绝句最大的特色是义理精深，富有强烈的理性主义精神。理性主义是一个较为宽泛的概念，在这里，我指的是王安石的怀疑主义和现实主义两种精神，这二者可以统摄于理性主义这一概念之内。首先，王安石咏史绝句中强烈的怀疑精神是显而易见的，他所有的翻案文字都体现着这一点。除以上所讲《赐也》、《商鞅》，《贾谊》之外，《范增二首》、《谢安》、《读〈唐书〉》、《郭解》等诗，包括他的七言古体名篇《明妃曲二首》亦皆如此。王安石对历史成见的这种怀疑态度、批判精神与他的历史哲学有密切关系。最能体现王安历史哲学的是他的七律《读史》，诗曰：“自古功名亦苦辛，行藏终欲付何人？当时黯黮犹承误，末俗风云更乱真。糟粕所传非粹美，丹青难写是精神。区区岂尽高贤意，独守千秋纸上尘。”庚寅增注说王安石曾说：“作史难，须博学多闻，又须识足以断其是非真伪乃可。盖事在目前，是非尚不定，而况名迹去古人已远，旋策度之，焉能一一当其实哉！”[1]这种对“书写的历史”的怀疑态度与现代历史哲学对历史真实性的怀疑已相当接近，可见王安石是个对历史有很高悟性的人。正是基于这种怀疑主义的历史观，王安石才不得不发表一些新见特识来对史实加以纠正。当然，这种纠正史实的目的和借古喻今的目的，在王安石咏史绝句中往往是交织在一起的。王安石咏史诗体现了他作为改革家的强烈的现实意识，这也是体现着王安石的理性主义精神的重要方面。义山、牧之咏史诗率多悼古伤今之作，而荆公咏史诗则多为鉴古警世之言，他的咏史绝句总是渗透着某种现实关怀，以现实逻辑为支撑的，如他翻杜牧《乌江》之案的《乌江亭》曰：“百战疲劳壮士哀，中原一败势难回。江东子弟今虽在，肯为君王卷土来？”江东子弟虽然都在，但却不可能为项羽卷土重来了，因为“中原一败势难回”，这是铁一般的现实。晚唐诗人胡曾《乌江》诗说：“乌江不是无船渡，耻向东吴再起兵”，这和杜牧一样都是从项羽主观方面着眼的，而不管是“耻向东吴再起兵”也罢，“卷土重来未可知”也罢，在王安石看来都不现实，王安石的《乌江亭》典型地体现了他作为政治家从现实出发判断事理的理性态度，与杜牧的浪漫相映成趣。前面所讲的《赐也》、《商鞅》、《贾谊》等诗都是如此。《艇斋诗话》云：“荆公咏史诗，最于义理精深。”[1]王安石的许多咏史诗之所以给人义理精深、振振有辞的感觉，关键就在于他的观点有着坚实的现实逻辑的支撑。还应注意的一点是，王安石的许多翻案的咏史诗虽然都是从现实感受出发，从积极的角度为自己的立场、态度张本，但他并不会为了给现实张本而去歪曲历史。王安石咏史诗的高明在于他既能使读者从他的咏史诗中引发对现实的某种思考，又能使读者达成对历史人物或事件的更深刻的认识。只有对现实和历史都具有深刻洞察力的人，才能做到这一点。

    咏史诗是在晚唐蔚成大观的，其主要载体就是七绝，杜牧与李商隐尤为咏史七绝的大家。王安石咏史绝句的着意议论，创新求变与杜牧颇为类似。杜牧自负经济之才而抱负不展，故每于历史兴亡成败之感慨中寄以自身遭遇之幽怀。王安石虽位居宰辅，但他的思想作为却遭到了极大的反对，其愤激不平与杜牧似之，乃以叛逆精神做翻案文章，一吐胸中块垒，于是每有不同凡响，发人深省之论。以七绝作咏史之翻案文字者多矣，在唐宋两朝则尤以杜牧和王安石为特出。李商隐咏史绝句简练含蓄，善于把历史凝结在一个细物、一个场景中表达出深刻含蓄的情思，在这一点上，王安石可谓得义山之笔意，如“东陵岂是无能者？独傍青门学种瓜”（《邵平》）、“华堂不著新歌舞，却要区区一老翁”（《曹参》）、“将军北面师降虏，此事人间久寂寥”（《韩信》）等，都能寓情思于场景中。不过，王安石咏史绝句的议论还是较多的，像杜牧的《过华清宫二首》、《夜泊秦淮》，李商隐的《北齐二首》、《齐宫词》、《龙池》等完全不着议论，以场景来暗示诗意的作品，在荆公绝句中并不多见。杜牧与李商隐的咏史绝句毕竟体现着唐人重情景交融的特色，而安石的咏史绝句则不避议论，显然一副宋诗面孔。另外，王安石的咏史绝句大多作于熙宁三年，时正值变法的铺展进行时期，他此时咏史，想必主要是为了表达见解，在创作时没有很多余暇去顾及意境的精美和深婉，故其情韵幽长不及牧之和义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