晁错力主“削藩”的动机并不单纯。

其一，是为了强化中央集权，巩固汉室江山，这是主要的。汉初的诸侯势力是历史形成的，刘邦与各路诸侯是盟主与盟友的关系，是为了反楚结成的统一战线。刘邦称帝后，诸侯势力很大，如果急于强化中央集权，削弱诸侯势力，汉室江山就有可能四分五裂，分崩离析，因此，刘邦只得论功行赏，分封了七个异姓诸侯王：楚王韩信、赵王张敖、韩王信、梁王彭越、淮南王英布、燕王藏茶、长沙王吴芮。可当汉王朝的封建统治秩序初步恢复后，刘邦为加强中央集权、巩固汉室统治，便开始了剪除异姓王的斗争。这场政治斗争历时八年，几个主要异姓王先后走死逃亡。如楚王韩信、梁王彭越、淮南王英布、韩王信、燕王藏茶被杀，后被封为燕王的卢绾逃往匈奴。在消除异姓王的过程中，刘邦“惩戒亡秦孤立之败”，错误地认为分封刘氏子弟为王能同心同德屏藩汉室，便又陆续分封自己的子侄为王，共九个诸侯国。虽然，异姓诸侯王被剪灭了，但中央集权与诸侯割据势力之间的矛盾，并未得到彻底解决，九个同姓诸侯王依然是皇权的潜在威胁。

汉文帝即位后，除保留旧有的诸侯王外，又立了一批新的诸侯王。由于文帝推行黄老政治，在促进经济社会稳定发展的同时，也使诸侯王势力得到了恶性发展，导致刘氏宗室内部在皇权与王权的分割问题上产生了尖锐矛盾。文帝三年（前177）济北王刘兴居起兵叛乱，首开王国武装反抗汉廷之先例。文帝派兵镇压，叛军顷刻瓦解，刘兴居被俘后自杀。三年后，淮南王刘长又阴谋反叛，被朝廷发觉。文帝罢去淮南王的封号，将刘长发配蜀郡，刘长在途中绝食而死。对此，贾谊上《陈政事疏》，指出亲疏不是主要问题，同姓王并不比异姓王可靠，诸侯国最后都要威胁中央集权政权；提出“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即分割诸侯王国的领土，缩小诸侯王的领地，以削弱他们的势力，从而达到中央集权的目的。但仁厚的汉文帝出于多方面的考虑，对贾谊“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建议，并未积极果断实施，只是在齐王刘则死，无子嗣位的情况下，才分最大的齐国为六国，又封刘长的三个儿子为王，将淮南国一分为三。由于文帝对同姓诸侯王基本上采取姑息政策，导致诸侯做大，形成“尾大不掉”之势，从而埋下了“七国之乱”的祸根。

到汉景帝时期，诸侯的势力恶性膨胀，像齐国有七十多座城，吴国有五十多座城，楚国有四十多座城。有些诸侯不受朝廷的约束，特别是吴王刘濞，更是骄横。他开铜矿，铸钱币，煮海盐，设官市，免赋税，使吴国经济迅速发展，与此同时，他的政治野心也开始滋长。他长期称疾不朝，吴国俨然是与汉朝平起平坐的独立王国。至此，相信朝廷之上很多人都会清楚诸侯王国照此发展的结果是什么，但谁都不愿意触及这敏感而尖锐的话题，唯有御史大夫晁错心忧汉廷，力主”削藩”：“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其反迟，祸大。”众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晁错之忠，日月可鉴。

其二，晁错也想据此增加自己的政治资本，为自己晋升丞相创造条件。

其三，晁错欲借机铲除袁盎，属于公报私仇。司马迁说：“晁错为家令时，数言事不用；后擅权，多所变更。诸侯发难，不急匡救，欲报私仇，反以亡躯。语曰‘变古乱常，不死则亡'岂错等谓邪！”这里讲的“欲报私仇”指晁错企图利用镇压吴王刘濞叛乱之机，借景帝之手，杀掉自己的政敌袁盎。结果，因晁错优柔不断，反遭袁盎之害。袁盎与晁错有很深的隔阂，晁错升任御史大夫，派官员审查袁盎接受吴王财物贿赂的事，确定袁盎有罪，景帝下诏不再追究袁盎的责任，而把他降为平民。七国之乱伊始，晁错对属下说，袁盎曾经是吴国的相，经常帮吴王说好话，说吴王不会叛乱。现在吴王反了，杀了袁盎就可以知道他们在搞什么名堂了。可是大家都知道是因为他和袁盎两人极度不睦，他想要趁机报复而已，所以他的下属就没有同意他的建议。由此可见，晁错确实想借此机会铲除袁盎。但晁错万万没有想到，这恰恰是他的败笔之处。李贽说：“晁错区区欲图袁盎，自速反噬，无足怪也。”所谓“无足怪”，是说晁错之死是自取的。袁盎既有其刚直的一面，又有其圆滑的一面，

晁错被诛杀并非没有先兆。
朝廷如若顺利“削藩”，首功则在晁错，他即会因政绩显赫，备受景帝宠信，赢得总领百官的丞相之职，同时，也会力挫持不同政见者，消解自己耿耿于怀的宿怨。但不知晁错是否意识到如若“削藩”失败，他极有可能会被“削职”甚至“削命”，风险甚巨。欲建非常之功，必为非常之人。晁错虽被称之为景帝“智囊”，建言献策，多有真知灼见，但从他因力主“削藩”而遭诛杀一事看，他还缺少足够的政治智慧，甚至可以说是政治上的低能儿。诸侯割据之弊，大臣们都看得很清楚，但很少有人锲而不舍并公开地向景帝上疏“削藩”，因为这是一件弄不好要丢乌纱帽甚至身家性命的大事，而且“削藩”的复杂性、艰巨性、风险性深不可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