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告”何时变“敬告”
刚从凤凰网上看到一则消息:德国《明镜》周刊7月9日刊登该报旅游编辑的亲历文章,题为“旅馆的中国人警告”。说的是该编辑在德国一家酒店办理入住手续时,当面收到一张“中国人警告”,上面提醒客人注意“中国文化特殊的餐桌礼仪”,凡入住酒店者被告知:第二天早上6点半至7点半有一个大型中国旅游团用餐,可能会夹杂“有别于欧洲传统餐桌礼仪的高噪音”。
其实,国人用餐时的大声喧哗早就不是新闻了,不吃饭不说话,边吃饭边说话,且豪言壮语气吞山河的景象,早已家喻户晓,并让外国人特别难以忍受,被视为“丑陋”之最。对此,有的说该好好反思,与人家的文明接轨,至少“入乡随俗”;有的则引以自豪,说这才是我们泱泱华夏文明的表现,那划拳行令之声让所有敌人退避三舍。这不,该文章一出,便立刻招来了“爱国”主义者义正言辞的谴责——属于严重的“种族主义”倾向。
属于“种族主义”倾向,冷静分析也不无道理。本来一个国家比如我们华夏就有几十个民族,当然也会有几十个“种”类了。每个种族不仅有“吃喝拉撒”的清规戒律,也有自己的喜怒哀乐文化特色。恰巧,我们这个华夏民族文化因子里面,最突出的特色却不能没有大声喧哗,尤其是越需要安静的地方越要“引吭高歌”,如若禁止其声带震荡,犹如强制一少数民族“食肉”一样,属于叛经离道。一些国人批评德国有严重的“种族主义”倾向,完全理解,也完全应该。因为“你我”属于远隔千山万水的不同“种类”,不让大声喧哗便大有歧视本民族之嫌。
大声喧哗,真的是我们的优良传统和值得骄傲的吗?在一些情况下是:比如当《南京条约》、《虎门条约》、《望厦条约》、《天津条约》、《北京条约》、《辛丑条约》等那些伤权辱国不平等条约签订之前,你振臂高呼,誓死不从;当东倭小鬼战败,按东京军事法庭宣判,日本应当向中国赔款500亿美元,你敢于喊出让全世界都能听到的声音——一分绝不可少;当中国足球哪怕亦步亦趋的有点提高,人们宁可把喉咙喊哑也值得庆幸。在类似却需我们大声呐喊的情况下,反而变得轻声细语,其签订条约时笔尖发出的声音无比沉痛。
但在一些情况下,不要说大声喧哗,即便声调上半个八度,也往往成为大不孝、大不敬、大不道。比如相敬如宾的一对恋人,哪怕在无人之境的山巅,其恩爱之语依然悄悄;远离家乡的游子,见到年迈的父母,哪怕激动的心都要跳出来,其嘘寒问暖之声依然温柔;朋友身体有恙前往看望,临走时送上一句祝福“好好休养,多多保重”,其声音几乎他人不闻,只在两手相握之中等等。唯此,才能彰显说话之声发自肺腑,示以真情关爱。
由此可见,说话的声音大小、分贝强弱,是需要根据环境的不同而自觉调整的。以表示坚定、刚强、不屈为内容基调的,其声音不大不行;以表示理解、关心、关爱、友好、善良、宽容为内容基调的,其声音越小越好。由此联想到一个静字。这个字挂在我们的学校、机关、图书馆、医院、银行、火车站、候机大厅、电影院甚至厕所里,只要公共场所,几乎无处不在。这些安安静静挂在那儿的静字,可都是我们国人自己写的,不能说不重视安静。也由此想到了古代的中国人,也不是喜欢大声喧哗,不然大堂上为什么都立着肃静牌子。
看来,对于这个问题需要反向思维,也和当下一样,越宣传什么东东重要,说明已经“气喘吁吁”。大声喧哗背后,有着很多需要反思的东西,其与我们历史上的封建专制文化统治时间太长、影响太深不无关系,犹如一个非常专制甚至暴力不断的家庭,孩子在家一句话不敢说,到了外面和伙伴不但说不完,还要发泄一般的“爆料豆”一个道理。
我认识的一位北京朋友,名牌大学毕业,先从政后下海经商,谈古论今,温文尔雅,儒商风度翩翩。但当看他陪客户吃饭时,又成了另一副模样:点菜时冲小姐粗声大嗓,吃饭时旁若无人地大讲黄色笑话,买单时恨不得把钱包都甩到天上。我纳闷问他,何以有时会这样一副嘴脸,他答曰:“在什么环境说什么话,和跑江湖的人在一起,不大呼小叫的,别人会怀疑你的能力。”这句话足以道出大声喧哗的秘密,在我们感觉看来,也确实存在着“喧哗的孩子有奶吃”的现象。大声喧哗甚至吼叫,你可能会认为我素质低下,可能会觉得我没有涵养,可在火车里、公交车上,就能比沉默安静的人更有机会抢到座位。
喧哗是一种习性,看似小事,却暴露出道德体系上的缺损与矛盾,不能说那些在公众场合大声喧哗者就一定是没有素质。问题在于,很多有素质者何以也习惯了在公共场所大声喧哗?这种矛盾不得不让我们反思:在我们的经济日益强大的时候,我们的民族精神会不会也随之变得成熟起来,走出国门,旁若无人的喧哗声没给我们带来方便和好处,反而带回了一张“中国人警告”。看起来虽然就这么五个字,但其背后隐藏着的却是一个极大的命题:许多在中国行得通的东西,到世界上还行不行得通。
只有等到有一天,“中国人警告”变为“中国人敬告”,“警告”被换成“敬告”,内容由现在的鄙视无奈换成道歉和“有眼不识泰山”之时,大概也就是我们的“中国梦”成真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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