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斐尔的名画《雅典学院》中最高一层台阶正中，也是全图的中心位置，有两个人物：左边一个，一手指天，阐述着崇高的理念，就是柏拉图；右边一个，掌心向地，表达自己对此生和现世的关注，就是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

  伯特兰·罗素的《西方哲学史》在卷一第一篇第十三章“柏拉图观点的来源”中记载的柏拉图，否定民主，肯定智慧，认为应把政府交给“有智慧”的人。

  柏拉图生于公元前四二八年到前四二七年之间。雅典战败，斯巴达获胜时，他年纪尚轻，他把失败归咎于雅典民主的失败；他的社会地位和优渥的贵族家庭关系也让他鄙视民主；他是苏格拉底的学生，对苏格拉底有很深的感情，而且十分敬重他的老师，正是民主判处了苏格拉底死刑。所以，他对民主并不认同，转而认为斯巴达模式符合他的“理想国”的架构。

关于苏格拉底死刑的判决具体情况是这样的：当时雅典对苏格拉底的指控基于“苏格拉底是一个作恶者，一个怪人，无论是天上的，还是地下的，他都要去调查；他假装好意，却办坏事，还拿这些去教导别人。”随后，民主产生的雅典陪审法庭以多数票通过了对苏格拉底的有罪判决，即法庭上大多数人都认为他有罪。按照雅典的法律，他可以要求比死刑稍轻的判罚。然而对苏格拉底的提议，却是处以三十个米纳的罚金，他的一些朋友愿意为他担保。这时，出人意料的，苏格拉底提出处罚太轻，惹怒了法庭，法庭上要求判他死刑的人，比宣判他有罪时多。苏格拉底预见到这样的结果，他并不希望通过让步避免死刑，他认为做出让步就等于承认自己有罪。苏格拉底被“民主”杀害了。

从苏格拉底那里，柏拉图学到了关于伦理问题的深刻关注。首先，“至善”观念在他的思想中的重要地位远超他的老师。柏拉图认为，一个人要成为出色的政治家，必须知道“善”；而善只能通过思维和道德两个方面的联合训练才能实现。如果允许没有接受过这种训练的人参与到政治活动中，他们一定会让政治走向堕落。其次，只有通过大量的教育，才能塑造出符合柏拉图标准的优秀统治者。他还是一个十足的毕达哥拉斯主义者，认为不懂数学就不可能拥有真正的智慧。最后，和绝大多数希腊哲学家一样，柏拉图认为闲暇是获得智慧的必要条件，所以那些为了生活努力劳作的人是不可能有智慧的，只有那些财力雄厚，或者已经完全摆脱生存焦虑的人，才可能拥有智慧。

下面是《西方哲学史》作者伯特兰·罗素批驳柏拉图的原话：

“（既然）智慧包含了对善的正确理解，……由此可以推导出一个结论，只要知道什么是善，就一定会做正确的事。在我们（作者）看来，这似乎是一个与现实相去甚远的观点。我们会顺理成章地认为，各方利益存在分歧，政治人物要做的是使最佳折衷方案得以达成。相同阶级或同一个民族的成员，或许有共同的利益，但他们的利益通常会与其他阶级或其他民族的利益相冲突。……各种相斥的特殊利益怎样达成妥协……”“一切又会回到党派问题上来。”

“即使我们假设‘智慧’切实存在，那么是否存在一种体制，可以将政权交付给拥有智慧的人呢？很明显，少数服从多数的大众议会制可能会出错，而实际上已经被证实了；贵族并非全部拥有智慧的人，愚蠢的国王也是屡见不鲜；教皇虽然‘绝对正确’，但是也犯过不少严重错误。是否有人主张将政府交给大学毕业生，或者神学博士？或者交给那些出身贫困，但是创造了巨额财富的人？显然，不存在一个可行的、从法律上可以定义的选择方案，来从全体公民中甄选出更有智慧的公民。”

这一章的最后，作者说：寄希望于找一批“有智慧”的人，将政府交托给他们，“是一个无解的难题，这正是选择民主最根本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