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曾经是一个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农村尤其落后，地主势力强大，农民没有土地或只有少量的土地，劳动生产力低下，人民穷困潦倒。在这样的情况下，只有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用暴力手段推翻反动统治，打土豪分田地，才能发展生产力，使农村逐渐走上富裕的道路。

而英国的情况与中国不同。英国工业革命以后，城市制造业开始繁荣，尤其是大城市和沿海城市，市场经济发达，国家财富快速增加。但是农村相对落后，封建势力还比较严重，阻碍了全国经济的发展。

他们没有在农村开展一场革命，从《国富论》可以看到英国农村资本化的进程。

第一，工商业城市的增加和富裕，为农村的天然产物提供了一个广阔而方便的市场。这样，无异就鼓励了农村对土地的进一步改良和耕种。享受到这种实惠的除了城市所在地的农村之外，还有所有与城市有贸易往来的农村。当然，最得利的还是靠近城市的农村。

第二，城市居民往往将获得的财富用于购买能够销售的土地，而这些土地大部分是尚未开垦的。作为从城市到农村去的商人是最能对土地进行改良的人。乡绅和商人不一样。乡绅一向大手大脚惯了，只会花钱，却从来不想怎样赚钱。而商人却只会把钱花在有利可图的事情上，每一笔钱花出去之后都想着怎样能产生利润。截然不同的花钱习惯，商人成为勇敢的经营者，乡绅成为畏缩的经营者。商人因经营而养成的讲究秩序、看重节省、谨慎的习惯，也使他一旦对土地进行改良，便能取得成功，而且还能获得利润。

     “在那儿，将资本投入到对尚未进行改良的土地的购买和开发，既是最有利于最大资本的用途，又是有利于最小资本的用途。在那里，这是最直接的致富途径。”

第三，在既没有对外商业，又没有精密制造业的农村，大地主从土地上所获得的产品除了支付给耕种者那一部分，还剩余很大一部分。剩余的部分由于不知道怎样交换，因而就用在摆设家宴、招待宾客上，往往维持上百人，甚至上千人，除此而外，没有其他用途。

侍从依附于大地主，佃家也依附于大地主。大地主对于他们必然具有一种权威。这种权威便是古代贵族的基础。平时他们是境内居民的法官，战时便是他们的首领。几百年里，不仅最高的民事和刑事司法权掌握在大地主手里，就连所有的招募军队、铸造货币和为维护领地内秩序而制定的法律也已经掌握在大地主手中。

然而，一切政府的强制力量无法实现的事情，“却由对外商业和制造业在潜移默化中实现了”。对外商业和制造业的兴起，渐渐使大地主将从土地中获得的全部产品与其他物品进行交换。由此获得的物品无须与他人共享。于是，他们所获得的地租便可以由自己消费掉。他们所购买的无非是一些侈奢品，钻石、金银饰品，以满足自己“最幼稚、最卑鄙的虚荣心”。因此，大地主“变成了与城市里的富裕市民和商人毫无差异的平庸之人”。于是，乡村也设立了正规的政府，任何人都无法扰乱政府在农村的治理。

（注：引号内的皆是原作原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