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绍伟:儒家的“双轨道德”是什么?
(2014-09-05 22:33:25)| 标签: 情感 | 
近日我发了一条微博说:“《@许纪霖:儒家孤魂,肉身何在?》(http://t.cn/Rh4THgZ)。我相信这篇文章的假设和结论都是错误的。儒家的情感基础就在中国的现实里,肉身完好,何来孤魂?儒家的要害是搞“双轨道德”,表里分离、亲疏分离,这个基本的文化规则既是王官之学,也是心性之学。我们都低估了儒家的生命力。” 
结果有网友问:“怎么理解双轨道德?”我在《中国不一样》一书的第二部分有专门的分析。简单地说,双轨道德就是费孝通所说的亲疏贵贱的“差序格局”,其他文化里也有,但文化差别的秘密是程度差别,我把它说成“情感反应程度与速度的差别”。
儒家文化的“双轨道德”指的是儒家的“家族道德”与“社会道德”的分离、“圈内道德”与“圈外道德”的分离或“私德”与“公德”的分离,是这种分离在上升到政治化之后出现的“书面道德”对“现实道德”的掩饰和敷衍。
也就是说,“书面文化”本来也是广义“现实文化”的一部分,“书面文化”与其外的“现实文化”的分离本来是一种普遍现象,但当政治需要强调“书面文化”而现实中又没有对等的存在时,“书面道德”对“现实道德”的掩饰和应付就产生了,中国的“面子文化”和情感本性又进一步使这种掩饰和应付“特色化”。
“圈内道德”与“圈外道德”的分离导致了中国人的“亲情”与“恶德”,而用“书面道德”粉饰和应付“现实道德”则导致了中国人的“礼治”与“伪德”。
儒学根本不可能摆脱中国文化里亲疏贵贱的“差序格局”观念;当儒学试图以“仁爱”去突破“圈内道德”的局限时,包括儒家在内的中国人都不可能实践这种突破,以至于千百年来儒学造就了发达的“书面道德”。可悲的还在于,“现实道德”越背离理想,儒家就越以为社会需要“书面道德”,儒家就越致力于“书面道德”的发展(从汉儒到宋儒到现代新儒),结果儒学的“书面道德”一方面日益远离包括儒家在内的中国人的本能,另一方面又日益加深了对中国“现实道德”的掩饰和应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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