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的某些道德败坏问题，可以简单地归结为“教化失效”和“规则失灵”。秋风先生（@秋风论道 ）提出《中产阶层需要“复礼”》，陈心尘先生认为《“复礼”解决不了社会不文明问题》，秋风回应说《首要的事情是信赖人心》，然后又有陈心尘的《制度问题只能从制度求解》和秋风的《不要再迷信利己心了》（ 见《东方早报》2012-10-18/19/23/25，2012-11-21）。这个争论的核心问题是：社会风气应该通过“教化”还是通过“制度”去改善？本文将在分析这个争论的基础上提出“规则信仰论”的新观点。

      秋风认为问题出在不知礼、不守礼、不教礼：“人们相互之间没有敬意，故每天虽有交往，却无法形成令人信服的公正的习惯性规则。当然，各级政府和社会组织确实颁布了很多法律规章，……但同样是由于人们普遍缺乏敬意，故经常而普遍地不遵守这些规则。有人建议政府学习新加坡，严刑峻法。这或许有助于人们尊重规则。问题在于，政府本身对于规则就没有敬意，未必能够严峻起来。也就是说，不要试图只从规则上、制度上找到解决制度问题的方案。解决问题的更好出路，在于回到人心，通过教化，养成国民之敬。”“而广泛地诵读经典，是塑造这种精神的一个有效办法。”

       陈心尘的观点则针锋相对：“儒家虽然承认所有的人在追求道德上是平等的，但却否认人格的平等；因为人格的平等不仅立基于道德的平等，而且立基于权利的平等；……就道德接受与实践而言，书本的教育效果很难与日常生活中潜移默化式习得的效果同日而语，假如书本提供的信息与生活实践反馈的信息相悖的话，前者很容易被实践主体所抛弃。因此，如果现实世界通行的不是自我节制和善意理解，那么读经诵典者很容易在接触社会现实后认识到所读诵的经典的不可恃，甚至会反转过来产生某种‘荒谬感’，最终变本加厉地践踏经典告诉他的原则。”

       秋风认为陈心尘掉入“循环论证陷阱”：“他在前面提出的核心论点是：目前中国社会的问题是，规则得不到普遍的遵守。而在这里他说，要让人们遵守规则，就需要让人们看到，整个社会都在遵守规则。”其实这是误解，陈心尘说得很明确：“社会文明和秩序的基础是规则的实践性存在，也就是合乎正义的规则被社会绝大多数成员所认知、相信和奉行。在这一逻辑链条中，最关键的是要解决从认知到相信、从相信到奉行这两个环节的连接问题，这是道德约束力的核心问题。”

换句话说，陈心尘并没有自我循环地说：规则得不到遵守，所以关键是遵守规则。陈心尘说的是：规则得不到遵守，所以关键是解决规则信仰问题。恰恰是秋风自己“在事实上”掉入了“循环论证陷阱”：教化无效，所以关键是教化。

所谓“在事实上”，指的是“现实已经表明教化无效”。秋风不能不承认这个事实：“在当下中国，经典所要求之德行与现实生活之间，存在巨大反差。那些不约束自己、不遵守规则的人，确会得到很多眼前的好处。在这些好处诱惑下，有些人肯定会背弃经典的教诲。”所以，他只能通过“表达愿望”的方式去摆脱这个陷阱：“哪怕只有一半、三分之一的人坚守自己的信念，社会就有了善种。他们可能成就为君子，他们将是‘立法企业家’或者‘制度企业家’，相互怀着敬意交往，从而生成新兴城市社会的公正的行为规则，也即礼。这些礼将风行天下而成风俗，化成大多数的行为。”

明明是“现实教化”压倒了“书面教化”，秋风却说：没关系，“克己复礼”一定要实现，所以“克己复礼”一定能够实现。秋风坚信孔子的“我欲仁，斯仁至矣”。难怪秋风不承认自己“试图用已经被证明无效的老旧偏方去治疗新时代的大毛病”。我多次批评，秋风的失误跟当年的孔子一模一样：如果“周礼”那么可爱，西周何至于自我演变成礼崩乐坏的春秋战国呢？

不幸的是，“用愿望代替现实”还不是秋风最严重的失误，他最严重的失误是：一方面认定“礼就是自发形成的人际交往的习惯性行为规则”，另一方面又说“公正的行为规则，也即礼”。就是说，在讨论“教化”时秋风对“现实教化”和“书面教化”的区别不敏感（如秋风说“敬就是中国精神之基底”，而“敬”实际上只是中国人的“书面精神基底”，并且有“内敬”和“外敬”之分），而在讨论“习惯性行为规则”时，他却对“明规则”与“潜规则”的区别不敏感。而正是“教化复礼”的“规范冲动”导致了这种基本观念的模糊不清。

更明确地说：秋风知道“现实教化”和“书面教化”的区别，也知道“明规则”与“潜规则”的区别，但他不能把这个认识纳入自己的思维中，结果就倾向于轻视“现实教化”的作用，倾向于至少在逻辑上否认“潜规则”也是一种“自发形成的人际交往的习惯性行为规则”。

说“首要的事情是信赖人心”当然正确，但问题是这个“人心”不仅仅是秋风在自己文章里提到的“仁心、敬心、良心”，这个“人心”也包括“信奉潜规则之心”，即陈心尘说的“从认知到相信、从相信到奉行这两个环节的连接问题”。同样，问题不是“复礼”，问题是“自发形成”的那个“礼”既可能是“正礼”也可能是“歪礼”。简单地说，秋风用“自发形成的”和“公正的”等词语，偷偷地把“复礼”、“人心”和“教化”背后真正现实的信仰问题取消掉了。

      如此，秋风为我们提出了一个假问题：“我从来不否认制度的重要性，但我会反问制度决定论者：人如果由制度决定，那什么可以变革制度呢？”奇怪，一个认识到“从认知到相信、从相信到奉行这两个环节的连接问题，这是道德约束力的核心问题”的陈心尘先生，他（至少在《“复礼”解决不了社会不文明问题》一文里）怎么能被秋风简单化成一个“制度决定论者”呢？

问题不是“人由制度决定”还是“制度由人决定”，也不是“人与制度相互决定”，重要的是认识到：“权力主体”和“非权力主体”都是人，可他们是不同质的人，所以，问题是“谁更多地决定制度”以及“谁更多地被制度决定”。同时，问题还在于这些“不同质的人”，其背后的文化信仰（包括社会信仰和政治信仰）是如何起作用的。

可惜的是，陈心尘在《制度问题只能从制度求解》一文里，突然把“规则信仰”问题转换成“正义规则”问题，认为现有规则“难以让人信服或畏服的根本原因在于规则自身的缺陷”。本来陈心尘说的是：规则得不到遵守，所以关键是解决规则信仰问题。现在陈心尘却是说：规则得不到遵守，因为关键是确立正义规则。陈心尘似乎忘记了，即便“正义规则”能被“一致同意”地制定出来，“正义规则”能否被“公正执行”依然是个“规则信仰”问题。

      所以，问题不是通过“教礼”实现“人心向善”和“守礼”，问题也不是通过承认“人心向恶”和确立“正义规则”去实现“守规”。变革不良制度的驱动力固然“主要不是少数所谓‘君子’的善心，而是源于自私自利的平常人的自利心”，但是，变革制度不是问题的全部，“公正执行”新的合理制度才是关键，“公正执行”新的合理制度成为一种稳定预期才是关键。

真正的“制度主义者”不能只考虑“制度确立”而不考虑“制度运行”，“制度运行”本质上正是“规则信仰”展现自己的过程。西周自我演变成礼崩乐坏的春秋战国，就不仅是“周礼”有“权利的平等”问题，而且是“周礼”有“制度运行”的“规则信仰”问题。中国现在的问题不是或不仅是没有“新的合理制度”，中国的问题是“新的合理制度”不能实现一种“新的合理执行”。我们的“规则信仰”倾向于把确立的制度“书面化”而不是“现实化”，我们的“规则信仰”更多的是一种“潜规则信仰”。在我们的“规则信仰”得到真正改造之前，我们根本没有理由可以认为“这回真的不一样”了。

经常听到有人说：好的制度就是“设计到不可能出现犯规的制度”。这是一个美好的思路，只是这个美好的思路会因为操作费用太高而无法实现。一个社会根本不可能“全场紧逼人盯人”，何况存在“外部性”、“搭便车”和“囚徒困境”等问题，“自己盯自己”永远是不可避免的。“教化”也许能解决一时的“自律”问题，但“教化”的屡屡失败表明，只有信仰才能更有效地解决长期的“自律”问题。而信仰不是一个“教化”或“制度”问题，信仰是一个包含“教化”和“制度”的“演化”问题（“演化”还另外包含地缘规模、人口规模、博弈次数等容易被忽视的技术因素）。道德是场合性和脆弱的自我承诺，信仰是超时空和自稳定的自我承诺（或超越自我的承诺），人的行为差异正是承诺的微小差别造成的。信仰的冲突问题则在演化过程中由共同体自我协调。

总之，秋风试图用“教化”来解决“守礼”问题，陈心尘试图通过“好制度”来解决“守规”问题，可道德主义的“教化复礼”不是要害，理性主义的“自利立规”也不是要害，要害是“正义规则得到公正执行”背后的“规则信仰”。 “教化”或“制度”解决不了制度运行的稳定预期问题，“教化”或“制度”解决不了信仰问题。通过演化博弈“改造信仰”，才是“正义规则得到公正执行”的出路。而“改造信仰”有多难，改变中国的道德现状就有多难。

作者新书：《中国知识分子批判》（《共识网》电子版），《制度经济学新视野》（电子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