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韩书瑞回忆，她与罗友枝的交往是由美国著名汉学家魏斐德（Fred　Wakeman）介绍开始的。1979年春，魏斐德来找韩书瑞，希望她与匹兹堡大学的罗友枝合写一篇关于18世纪中国社会的文章，当时双方并不认识。恰巧那年6月美国学界组织了一个明清史学者代表团访问中国，他们三人都参加了。在一个月的相处中，韩书瑞觉得与罗友枝很谈得来。显然，魏斐德的眼力很准。按照韩书瑞的说法，“魏斐德让我选了一个很大的题目，最初我不太情愿，后来又觉得很不错，对我很有意义。我们看了许多资料，有英文的、中文的，也有一些日文资料，确确实实学了不少东西。按计划我们写100页就够了，结果却写了250多页”。就这样完成了读者现在看到的这本专题史著作。

韩书瑞、罗友枝合著的《十八世纪中国社会》的《十八世纪中国：不该被贬低的繁荣时期》一章的中心论点是：“18世纪在中国近代早期是最有活力的一个时期。”两位作者对众多学者不够重视中国18世纪而更为关注19世纪的历史颇不以为然，且对学者们贬低18世纪的地位,认为这是个腐败奢靡、文化停滞时期的观点有不同的看法。就具体内容而言，她们认为18世纪中国社会的活力体现在向边疆地区大量移民，对外贸易成为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因素，“商品化、城市化以及社会和物质流动的加强有助于松动原有固定的社会地位，并使社会分层更加多元化”。另外这一时期学术上的成就为中国近代的各门学术奠定了基础，商人们的往来活动以及他们扶植培育的城市文化也有助于清帝国的统一和整合。

韩书瑞、罗友枝承认，她们在研究方法上受到法国年鉴学派的影响，采用了年鉴学派学者布罗代尔“长时段”的概念，将对18世纪中国社会的研究扩展到1680年至1820年之间，向前追溯至清朝的建立，向后涉及18世纪对后一世纪的影响，以见历史发展的渐进延续。

如此，我们中国的十八世纪一直是被污损的。

对待学术观点，要有学术的态度。不要情绪化的简单地讲对与不对，重在摆事实讲道理，最后让真相站出来亮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