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不耽佳句好吟诗”

     沈德存云“诗徒平整正，若不出色，譬如三馆楷书，不可谓不端正，求其佳处，到死无一笔。”但一求佳句，诗便难作。戴殿撰有祺句：“但得闲身何必隐，不耽佳句易成诗”。其意一也。一首诗因一佳句而活，而成经典作品者比比皆是矣。比如刘希夷的《代悲白头翁》因一联“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而著名于文坛。所谓“一句挺名”是也。贾岛因一句“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而享誉文坛。即使是老杜，他的诗句几乎皆有千锤百炼之功，但求其佳句，似乎也只有“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最为动人心魄。诗仙李白的七绝和七古都是享誉千秋万代的不朽之作，但是，若要求其佳句，立即就能跃入眼帘的似乎也只是“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和“”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等数联可言。佳句从何而来？既靠来自于天分的妙手偶得，又靠出于功力的千锤百炼。通篇好，如画龙，佳句出，如点睛；画龙点睛，好诗成矣！

   

（18）：“诗家使事，不可太泥”；但读诗也要有点文史常识。

《三余编》言：“诗家使事（即用典），不可太泥。”白傅《长恨歌》：“峨眉山下少人行”，明皇幸蜀，不过峨眉。谢宣城诗：“澄江静如练”，宣城去江百余里，县治左右无江。司马相如《上林赋》：“八川分流”，长安无八川。严冬友曰：“西汉时，长安原有八川，谓泾、渭、灞、沪、沣、漓、潦、涌；至宋时则无矣。”有人訾袁枚诗“石壕村中夫妻别，泪比长生殿上多”，袁枚以白傅“峨眉山下少人行”对之。以此之故，袁枚谓“考据家不可与论诗”。伟人有《送瘟神》诗，诗中有一句“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天河”句，有人对诗中的“八万里”提出疑问，伟人说这是有数据的，至于有人说不是“八万里”的整数，伟人说“须知是写诗啊！”诗家语或是打点折扣或是有些夸张，这是不能与写论文或说明文以及科学论著同日而语的。再比如“千里莺啼绿映红”，“千里”，何人量得？“千里莺啼”，又谁人听得？“千里````绿映红”,又何人看得？如果这样提出问题，那就是太（拘）泥了，这样的人活像一个“考据家”，是不足以与之论诗的。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这就是说写诗和读诗在“使事”上都不可太泥。

       另一方面，袁枚又说“不知考据者亦不可论诗”。袁枚《钱塘江怀古》中云“劝王妙选三千弩，不射江潮射汴河”，有人訾之曰：“宋室在汴，不可射也。”袁枚笑而对曰：“钱缪射潮时，宋太祖未知生否。其时都汴者何人，何不一考？”这就是说，读诗者必须要有一定的历史常识才可以读诗，不然张冠李戴，就会闹出笑话。

      这一方面是说，诗家语不能等同于科学论著和说明文的语言，诗家语可以取其大略，不能铢锱必较；另一方面是说，读诗不能脱离基本的历史事实或历史背景，不能张冠李戴，胡评乱批。

   

（19），学诗之法门：“以汉魏晋盛唐为师，不作开元天宝以下人物”

         当代诗人周正环先生写了《学诗的法门》，这是他的讲座稿，很有见地。南宋大诗论家大诗话家严羽在他的《沧浪诗话》里早就别有建树。他说“夫学诗者以识为主”那就是说诗人要有见地，要有悟性。还要要懂得学诗的门径，切不要误入师门。他进一步阐述道：“入门须正，立志须高”；要“以汉魏晋盛唐为师，不作开元天宝以下人物。”在他看来汉魏晋诗的语言古雅而又言之有物，这些特点到盛唐已登峰造极。盛唐诗充满意象，诗词语言非常形象化，情感饱满充沛，而且具有一种很大气的精神气度。而中唐晚唐诗则走向清冷、孤僻、艳丽；宋诗则走向“生活”、“说理”、“老练”。严羽主张学诗要以盛唐和盛唐以前的作者和作品为师，并说“学其上，仅得其中，学其中，斯为下矣”。在他看来，学诗“须先熟读《楚辞》，朝夕讽咏以为根本；再及《古诗十九首》，乐府四篇，李陵苏武汉魏五言皆须熟读；即以李杜二集枕籍观之，如今人之治经，然后博取盛唐名家，酝酿胸中，久之自然悟入。虽学之不至，亦不失正路。此乃是从顶端上做来，谓之向上一路，谓之直接根源，谓之顿门，谓之单刀直入也”。否则“即入野狐外道”“路头一差，愈鹜愈远，由入门之不正也”

（20）：汉韵唐风

《沧浪诗话》严羽:“汉魏晉盛唐之诗，则第一义也；大历以还之诗，已落第二意矣。晚唐之诗，则声闻辟支果也。”宋诗“野狐外道耳”。

所以，称颂中国古诗词为“唐风宋韵”，远不若“汉韵唐风”高。

（注：“声闻辟支果”，这是小乘佛教修成正果后的果位；它讲究的是自身的修为和悟道，如摩诃迦叶。但还不是大乘佛教修成正果所到的果位，大乘佛教讲求理论修为和普度众生，如释迦牟尼和观世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