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命转播世界杯（二）

维清

版权问题解决后，首先面临的人手不够，我们那时一共也十个人左右，还有兼职的。需要成立两个转播团队，一个专题制作团队。于是，周围大家有认识的有空闲的，可以利用的人都找来了，具体人数忘了，只记得吃饭也就是两大桌人。

我和孙戈搭档做每天半小时专题，他主内，我主外，这个与我们的性格相符，我喜欢动，他喜欢案头工作。孙戈现在也算是高尔夫行业的资深从业者，是《高尔夫星期三》杂志的出品人，当时他还在大学里做老师，兼职在我们这里帮忙做节目。应该说我们的合作非常好，所有的问题都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解决，绝不存在推卸责任的事情，这个传统后来一直保持到有线台的寿终正寝。我觉得这也是当年有线体育能够短期内爆发出能量的一个重要环节之一，任何公司和项目，如果斤斤计较是绝无可能成功的，更何况我们这种要人无人、要钱无钱、要资源无资源，就凭着一块电视台的牌子打拼天下的现状，靠的就是人的凝聚力，聚合而成的合力。

因为工作实在太多，人手太少，为保证睡眠，大家商量下来，只能集体不回家，在湖南路那里找了一个行业招待所，很幽静的地方，每天早上可以享受鸟语花香的城市乡村味道。那时一个月不回家好像也没什么，现在想想，简直不可思议，做这么多事情，从来不提物质条件，就拼着一股热情，做下来了，说理想也行，梦想也得，反正都是精神力量的支撑，觉悟物质的保障。用今天的标准，可以归类到人傻犯贱的范例。

我常常想，如果我是依靠电视台工资吃饭的人，我现在会怎么想，也许我会肠子都悔青了，我牺牲了一生最年富力强的职业生涯，我造就事业的辉煌，最后我一无所得，我很可能会直接吐血而亡。别说打高尔夫，吃餐体面一点的饭都要三思而行。

住的地方落实了，做节目的地方又是问题，世界杯的节目是直播节目，专题都是即时的节目，我们原来是录播为主，以接送录像带为主，这中间需要缓冲的时间（当时网络不发达，大数据量的网络传输需要铺设专线），现在比赛图像的收录，节目带传送带都成了问题。从当时有线台基地定西路到南京西路的上海电视台，这中间成了大麻烦。还是领导出面解决难题，到上海电视台找演播室，卫星信号就可以直接送到演播室了。我们制作专题的地方，还是难题，当时的演播室资源并不多，上海台也不宽裕，最后只好爬上当时电视台大院里的最高点，120米高的电视转播铁塔上（现在只有一个电视台桩基做纪念），有套闲置的演播室设备，演播室摄像机、切换台、字幕机、编辑机都有，就是旧了点，我们加了布景、灯光可以做节目了。除了旧机器时常出问题，好几次耽误时间，差点延误播出，着实锻炼了我们的胆量和心脏的承受能力。

94年的比赛也都是在半夜，转播团队都是夜班为主，他们团队进出。尝尝我会招待所睡觉，他们正好出发。

我每天带着一个主持人，外出采访。早上七点上路，一直到下午两三点钟回到台里，因为后面需要制作专题节目的时间。

记得那个夏天，上海特别热，大多数时候似乎都是38度以上，台里没有多余的采访车，只好向社会借。正好有一家规模较小的BB机公司希望与我们合作，赞助了我们的BB机，听说我们需要车，就借了一辆小面包车给我们，还附带了一个司机，他们是部队的三产，所以，这是军牌的车，司机也是当兵的，也亏得这两军车，在当时超级堵车还没有高架快速路的上海，我每天可以转圈的跑，完成了很多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唯一让人吃不消的是，这车车空调坏了，38度的高温，当车子堵在路上，这车内的温度，比桑拿一点不差，喝再多的水都没用，头脑一直混混沉沉的，还要想着后面采访的人和事，实实在在是锻炼身体和心智。一直跟着我的是个年轻人，还在体院读书，到我们这算是实习，在专业能力上还是很有培养前途的，毕业后到有线台也挑了大梁，后因为其它原因离开了我们，觉得非常可惜。有几次他被直接晒晕，轻度中暑，基本上是半晕倒的回到台里，休息了继续干活，这真是拼命的节奏。因为是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也没觉得特别苦。其实干活是累不死人的，心累最伤人，最后出问题的都是心理先走样，身体就变形了。

回到台里，制作节目主要就是我和孙戈两个人，专题需要的各个栏目，有赛事信息的、有外出采访的，还有把嘉宾、专家请到台里做专访的，写稿、配音、字幕等各种繁多的工作，遇到的困难是一般制作电视难以想象的。首先编辑机不够，还老是坏，严重影响工作进度，只能提高效率弥补。因为直播最重要，原来老的字幕员需要先保证赛事直播，结果我们的字幕员空白了，只好找了一个刚学的，小姑娘人很漂亮，但是新手处处有问题，再加上字幕机也老旧，经常出问题，还欺负新人，在开始的几天常常把我们急得差点从120米的电视塔上跳下去。

赛事信息我们没法自己做，白天太累太忙，晚上没时间看比赛，有时忍不住看几眼，马上就耷拉脑袋磕睡了，迷迷糊糊看，什么没看见，还影响休息，最后只好放弃了。想想现在看球真幸福，只可惜看球的热情淡了很多。因为周围也没专业人手，只好让一个帮助我们拉赞助的朋友代劳，每天一早他去买回各家体育报纸和版面，让他写赛况，但是不做体育，写着很难，最后很多稿子，还是需要我们自己动手，都是忙晕了的状态。

当时做节目还流行自己拉赞助，等电视台度过了草创期，影响力也大了以后，这种拉赞助的行为才被制止，电视台的政策一直都是在变的。那时最有意思的拉了一款方便面，很受大家欢迎，平时方便面一直是我们必备的主要夜宵，做完了节目，一般都在晚上9点到12点之间，大家泡一碗方便面，当是喝酒聊天一样的快乐。那时一起干活的，也就是现在五星体育的娄一晨与一位资深赛事导演还坚守在体育台。娄那时虽然是主持人，主要负责解说，但是不解说的时候，他也和我们一样剪片子，干一样的活。在有线台，从开始到结束，从来没有人说，这不是我干的事情，或者说我只干这个。他也是以铁人著称的，当时一次连续解说三场比赛也是经常的事情。

因为94年是我第一次大规模的地毯式采访足球界的人，最后留下最深印象的是两个，一个是上海体科所的张志光，还有一个是上海足球界的老人刘思义；这两位对九十年代中后期的上海老球迷们一定是耳熟能详的。张志光后来一直是有线体育台的当红足球解说嘉宾，刘思义在上海台做足球的解说嘉宾很多。这两位生性耿直，说话不留情面，指出问题针针见血，但是，似乎都在自己的圈子里活得不大好，这可能是中国的现状，谁玩真的，先把自己玩死了。

张志光可能是当时中国最好的足球专业研究人士，以后有机会我想写写他，很有意思的老人，一辈子奉献给了足球，言辞犀利，不留情面，不计较任何得失，是个可敬的老人。我当时就觉得，他思路清晰，做事认真，接受采访会认真准备一份提纲，所有的回答都极其专业，做赛事转播的嘉宾一定会是最好的。当然那时我们还没有甲A的转播权，他也在国家队做技术顾问，常年在北京工作；后来等我们拿到转播权，他正好从国家队退下来，我第一时间请他来，最后帮助有线体育的足球转播，瞬间就走到了三台竞争（上海台、东方台、有线台都转播甲A）的前列。在与他的交往中，我也学到了很多足球的专业知识，这是后话。从这点上我也很自豪的，在我的电视职业生涯里，看人的能力还是非常不错，基本上都是可以为了节目添彩的。这也要归功于电影，这是我从学电影哪里得到的能力和经验。

这档专题现在想来也是很大胆的，因为过去我们都没有担纲做过这么长的电视节目的经验。而且是每天半小时。好在之前我的经历足够丰富，88年就进电视台打工，各个工种都很熟悉，而进电视台前，我学习电影有关的基础知识，以编剧书为主，辅助编、导、演、摄、剪辑、美工、灯光等等方面，这种读书、写作，然后融合社会的生活状态，也应该超过十年了；所以从技术上，节目制作原理我非常熟悉，这样做这些节目我就没有任何的疑惑了。

当然也可能当时的条件太差，所有的都不顺，需要各种办法，各种努力，各种冒险才能摆平，真正到了制作节目的阶段，反倒是没有任何的紧张与不安。反正最后一个月的节目很顺利的做了出来，获得很多赞扬。其实这也是整个有线台各个频道中的第一次自制半小时的专题节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