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生病住院，是全家突发性事件。

入院治疗多日疗效并不显著，父亲的情绪也日渐低沉，我们猜想，病情让父亲的身体处于不适状态，更重要的是，父亲的思想压力和负担更甚于病痛。

于是我们姐妹商议，通知远在新疆的弟弟回来看看父亲。我们猜想，如若解除了父亲对独子长久压抑的思念，精神上的力量一定能够战胜疾病。

试探性地问父亲，想不想儿子，想不想孙女，无论什么时候问，父亲的回答都是如出一辙：“想，怎么能不想呢！”，说给我们听，又像是说给自己听。

“叫他回来看看你，行不？儿子回来看看你，病就好的快了”。

“那么远，回来一趟不容易，算了别叫了，他又不是医生”――病中的父亲，依然把子女的不容易置于自己的病痛之上。

病了之后才发现，原来父亲的睡觉姿势，有且只有一种――向右侧卧！不能平躺，不能向左侧卧。

这样的姿势对于生活完全不能自理的父亲来说，又增加了一个不适的项目。

这种唯一的睡眠姿势，势必增加了右部身体的负担，时间略长，便会咯的慌，本该扶着翻身，只能用扶起略坐代替，而扶着起坐维持的时间，也越来越短。

为了舒缓右侧身体重压负担，扶起后我们几双手就赶紧按摩右侧胳膊、腰部、臀部和腿部，按摩起先的几分钟内父亲很安静。我想，倒不是按摩能够为父亲减轻身体不适，而是亲人之间的肢体接触，能够给予父亲心理上的安全和抚慰。

有天晚上，和大姐合力扶起父亲，“我的腰怎么这么疼，想个办法让我的腰别疼了”，是诉求？是哀告？还是无奈的喃喃自语？片刻，悲恸一定把我的表情呈现的很扭曲，正因为站在父亲身后，否则，我无法原谅自己。

在神经内科医治的那段时间，父亲任性的像个孩子，竭力想说服父亲，按照医嘱在我们的搀扶下到医院的走道里活动一会儿，父亲一概摇头否决，还强调“我不去，我就不听医生话！”。

西安回来之后，就给父亲用上了吗啡。我固执地认为，吗啡的作用不是止痛，而是麻痹和麻醉痛感神经，因为记着医生“满足愿望、减轻痛苦、延长生命”的叮嘱，每隔六小时，我们根据需要麻醉父亲的痛感神经。

父亲的病床临窗，窗口正好对着医院大门和门前的道路，长长街道，鳞次栉比的高楼，夜幕降临时，连着照射窗户的光线，灰朦朦的。

痛感减轻的时候，父亲会坐在床沿，眺望车水马龙，熙熙攘攘。我们会没话找话地和父亲聊天，期望能够转移父亲的注意力，希望父亲哪怕能够多说一句话，一个字。

静坐的父亲，凝固成一幅静止、正在褪尽岁月的水彩画。

父亲的背一天一天变窄变簿、日渐单薄的身影，成了烙在心头一幅无法忘却的肖像画。

单薄的背影，写尽父亲的苍老，病前疾步如风的日子就像一个梦，虚幻得像从来就不曾存在过。

很惭愧在这之前，没有把70多岁的父亲，当成一个老年人体恤过；从来没有觉得硬朗的父亲，也需要我们的搀扶……

父亲确实老了，堆积眼角和额头的皱纹打开时，记录着一件件幸或不幸的往事，像挂在墙面的静物画，挥发的水分找不到空间。

父亲眼睛茫然望向窗外，我不知道，与病痛抗争的父亲，还有没有气力，回忆曾经或辉煌或暗淡的岁月。

一遍又一遍为父亲接啖漱口，只希望如此忙碌能够减轻父亲口中的苦味。有些时候，父亲会把漱口水含在嘴里，不吐不咽，任我们怎样哄劝和示范引导也无济于事。大概这样的时候，父亲的意识是游离于躯体之外的，看不到、听不到、感受不到周围的我们的声息。

这样的场景，越往后的日子重复越频繁，它封存在思想或者我的文字里，连同父亲充血的牙龈和干裂的嘴唇。

父亲昏睡的时候，大姐会有意识的抚摩和按摩父亲浮肿的手背或双脚，试图唤醒昏睡的久远，大概是怕父亲沉睡太久，怕身边父亲的气息变淡。

这样的时候，我就会说别碰，能多睡就让父亲多睡一会，至少睡着的时候，感受不到痛楚。

是的，至少睡着的父亲，感觉不到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