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钱钟书《宋诗选注》札记（作者罗丹）
罗文华

      文华按：小儿罗丹以《一面模糊的铜镜》为题，写了一篇读钱钟书《宋诗选注》札记。现贴于本博，请朋友们指正。

一面模糊的铜镜
——读钱钟书《宋诗选注》札记
罗丹

　　曾经有很长时期，宋诗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一直比较尴尬。宋代当朝即有张戒在《岁寒堂诗话》中指出宋诗只知“以议论作诗”、“用事押韵为诗”，金元诗坛对宋诗仍以批判贬低作为主要基调，而明初更有“宋绝无诗”的说法，前后七子、公安派都对宋诗表达出轻视的态度。一方面，以“唐诗宋词”为惯常用语的“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思想观念一直笼罩在学术研究领域；另一方面，在唐诗的强大影响下，宋诗想要突破与超越也确实不易。在这样的文学史背景下，钱钟书先生的《宋诗选注》于1958年出版，引起学术界广泛关注和探讨。
　　《宋诗选注》是钱钟书应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所长兼中国古代文学组组长郑振铎之邀，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策划出版的“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编写的。这项工作对钱钟书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挑战。钱钟书在写于1957年的《〈宋诗选注〉序》和写于1988年的《香港版〈宋诗选注〉前言》中谈到，相比较来说，宋诗研究在当时并没有像唐诗研究那样成熟和完善，且尚未出现类似《全唐诗》那样的诗歌总集，各类宋诗选本纷繁混乱且不免错漏，再加上时代背景的特殊性，在编选过程中既要体现自我观点和学术见解，又要在当时学术界的大气压力下，“企图识时务，守规矩”，难免出现不尽如人意的地方。
    这些不尽如人意，有很多出于历史的局限和学者的无奈，对此，钱钟书是有非常清醒的认识的。《宋诗选注》多次重印，海内外学术界评价甚高，但是钱钟书却真诚地指出：“它当初不够趋时，但终免不了也付出趋时的代价——过时，只能作为那个时期学术风气的一种文献了。假如文献算得时代风貌和作者思想的镜子，那么这本书比不上现在的清澈明亮的玻璃镜，只仿佛古代模糊黯淡的铜镜，就像圣保罗的名言所谓：‘镜子里看到的影像是昏暗的。’它既没有鲜明地反映当时学术界的‘正确’指导思想，也不爽朗地显露我个人在诗歌里的衷心嗜好。也许这个晦昧蒙眬的状态本身正是某种处境的清楚不过的表现。”由于制造材料的局限，古代镜子在希腊、罗马著作里往往成为错误糊涂观感的比喻。钱钟书的这段话由当时学术风气的不够宽容、学者思想的不够自由，归结到学术著作的不够完美，这并不是自谦，而是一种冷静的、严肃的、科学的、历史的态度，十分可贵。由此，我们与其将《宋诗选注》誉为学术经典，还不如说它是宋诗研究具有开拓性的重要的阶段性成果，好像一面模糊的铜镜，后来者可以借鉴，并透过它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得到更加清晰的结论。
　　在《宋诗选注》中，钱钟书采用纵览古今中外的“打通”型研究方法，构建新的宋诗研究理论体系。他在书中多次指出，唐诗、宋诗不只是朝代之别，同样是风格之殊。同时他还提到，就艺术风格而言，唐诗多以丰神情韵见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就修辞技巧而言，唐诗多用名词，宋诗多用动词。钱钟书在书中对很多宋代诗人做出了客观准确的评论，如梅尧臣诗于纯朴中见出苔秀，黄庭坚诗巧用比喻，陆游诗擅用对偶，王安石诗妙用语助，杨万里诗善于写生，等等。对于宋诗研究来说，这些观点都是切中肯綮并且很有说服力的。通过研读《宋诗选注》，辅以阅读钱钟书其他相关著作，不难感知钱钟书偏爱七绝、取材现实、注重创作规则和艺术完整性的宋诗观，体会他博喻式的、表达幽默而结论严谨的论诗特色。
    钱钟书是一位有着丰富创作经验的杰出的作家，旧诗写作也有很高造诣。他承担选注宋诗的工作，自己必然熟悉宋诗，甚至喜欢宋诗，也不必避讳地说，他有提升宋诗地位、扩大宋诗影响的意图。但钱钟书的宋诗研究，终归是评价客观、欣赏有度的，他对宋诗既肯定其优长，又对其诸种缺憾多有批评。他讲得很实在：“假如宋诗不好，就不用选它，但是选了宋诗并不等于有义务或者权利来把它说成顶好、顶顶好、无双第一。”由此可见，钱钟书是由情入理、以理服人的，这种态度是极富辩证意味的。而今很多文学研究者，往往将自己的研究对象解读成文学极致，宣传到学术顶峰。譬如研究一位优秀的作家，就说别的作家都不如这位作家写得好；研究一个重要的文学流派，就说其他流派远不如这个流派成就大。这固然与研究者素质不高和视野偏狭有关，但也不能排除研究者受到社会文化浮躁、学术市场化、研究课题功利化的不良影响。这样的“学术成果”生产越多，这样的“学术著作”出版越多，学术就越像一面变形夸张的哈哈镜，使事物的本来面目越发模糊、离奇，距离真理就越发遥远。研究者只有像钱钟书这样，坚持对研究对象进行理性的终极审视，才能获得真正独到的学术见解，推动学术研究的发展。
　　钱钟书先生是功力深厚的学术大师和才华横溢的文学大师，他亲自编选宋诗、研究宋诗、赏析宋诗，并取得丰硕成果，产生广泛影响，这对于增强（或者说“还原”）宋诗在中国文学史和诗歌史上的地位，无疑是极为重要的一举。这样的功绩，此前曾体现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鲁迅、胡适等学术大师和文学大师对中国古代小说尤其是通俗小说重新审视，并着力提升其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大师们的不懈努力，必将使得文学的生态愈加平衡，历史的脉络愈显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