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公题赠“读书是福”
罗文华

    3月31日晚上，我们一家三口在滨江道逛街，到一家餐厅吃冰激凌。我太太从小有个嗜好，就是不论春夏秋冬都喜欢吃冰激凌，我也习惯了陪她吃。手机忽然响了，山东作家阿滢先生来电说，刚刚从朋友的微博中得知，来新夏先生今天下午去世了。我吃冰激凌从不嫌凉，但这一刻我的心都凉了。
    多次听来新夏先生念叨，人活过90岁，就是活一会儿算一会儿了。《清稗类钞·丧祭类》载：“俗有所谓‘喜丧’者，则以死者之福寿兼备为可喜也。”如今来先生以92岁高龄仙逝，福寿全归，足可谓“老喜丧”了，但我却总是不愿接受这一现实。后来听来先生的老友、南开大学教授宁宗一先生说，就在几周前，受校友委托，由宁先生牵线，组织南开人文学科80岁以上的“十老”在天津电台做视屏讲座，来公因年岁最高而一马当先，竟一周连讲三次。兴奋之余还在电话中对宁先生讲，咱们这些人真是“吃这碗饭的”，是教书的“料儿”，一讲课就收煞不住。就在人们感叹生命之神奇、敬佩和叹服来公敬业之精神时，不料竟传来他的噩耗。
    来新夏先生是《天津日报》副刊几十年的老作者，与报社几代编辑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特别是在20世纪80年代，来先生与报社的老编辑朱其华老师、刘书申老师、张仲老师等交往甚多。他们当时都是五六十岁，刚刚从受压抑、受迫害的时代被解放出来，青春焕发，干劲十足，对文化事业贡献很大。正是这些老先生的全力奉献，为后来天津文化的繁荣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来先生晚年，在发表的文章中，在与我的谈话中，经常提到报社这些老编辑、老朋友，还多次勉励我一定要把《天津日报》副刊的优秀传统坚持好，弘扬好。
    2003年7月，报社举办“孙犁与天津”研讨会，以纪念孙犁逝世一周年，我给来新夏先生打电话，邀请他出席。当时已年逾八旬的来先生毫不迟疑，非常爽快地答应了，并说：“《天津日报》的事，我哪能不去！”在会上，来先生做了精彩的发言，他指出，孙犁晚年的散文，无论是从文学意义上讲，还是从学术意义上讲，都是独一无二的；孙犁文章中的传统底蕴，他的文采，均达到了一个高峰。会后不久，来先生便将他的发言撰成《重读孙犁〈耕堂读书记〉》一文，在《天津日报·满庭芳》刊发。该文末尾对孙犁随笔总结道：“他的这些学术随笔用情之深、底蕴之厚、涉及之广、延伸之远、见解之新，不是一般随笔所能并论的，它以情、厚、广、深、新几大特色，为学术随笔树立了良好的典型，把自己铸造成一位学者型的作家。”其实，反观来先生几十年来发表的随笔，也完全具备这些特色。来先生感情丰盈，文心常秉，他的随笔的影响力远远超迈学界，拥有广大的读者群，可以说他是一位“作家型的学者”。
    2012年6月，有关单位在津隆重举办来新夏先生九秩诞辰庆祝活动，并编辑出版贺寿文集，我应约写了一篇文章，深情回顾了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我与来先生的密切交往，高度评价了来先生广博卓巨的学术成就，真诚表达了我对来先生俊逸风采和超众才华的仰慕。拙文题为《来新夏先生之人格与风格》，是摹用了文学评论家李长之先生写于20世纪40年代的学术名著《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的书名。后来很多朋友都对我说，这个标题用意深，起得好。
    2013年9月28日下午，来新夏先生应天津问津书院之邀到该院作“袁世凯在津推行北洋新政”讲座。来先生精神十足，连续讲了一个多小时，内容丰富，观点鲜明，讲堂座无虚席，听众掌声热烈。我特意带着在南开大学读研的儿子到场聆听讲座，来先生见了十分高兴，讲座结束后还与我们父子俩在问津书院庭院中聊天、合影。
    2013年11月14日下午，苏州学者王稼句先生来津拜访来先生，当晚，我和天津作家、学者谢大光、王振良、由国庆先生与来先生夫妇、王稼句先生等在南开大学餐叙。来先生谈道，最近读了我发表的关于钱币的系列文章，感觉角度新颖，历史细节运用得当。来先生夫人焦静宜老师也说，尤其是写外国钱币，要掌握那么多知识，更不容易。
    此后的几个月，虽然与来先生没再见面，但他老人家时常给我打电话、写信，赐稿的频率也很高，明显超过前些年。其中有两篇是他为朋友的书写的序，本来根据报社不成文的规矩，只有在图书正式出版后才能在报纸上刊发序跋，但我和同事们考虑到来先生毕竟年事已高，充分理解他希望尽快看到自己文章面世的心情，便将这两篇书序稍作改动，变通为读书札记，经来先生同意，都及时地刊出了。来先生与《天津日报》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情缘，在我们这一代编辑手里，以高调的乐章鸣奏了圆满的尾声。
    2014年元旦前夕，来新夏先生用毛笔题赠“读书是福”给我。这体现了在将近三十年的交往中他对我的了解与关爱，也寄予了他对包括我在内的晚辈学子的永久的期望与祝福。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过：“修身者智之府也，爱施者仁之端也，取予者义之符也，耻辱者勇之决也，立名者行之极也。士有此五者，然后可以托于世，列于君子之林矣。”我认为，来新夏先生就符合这些标准，他是完全可以“托于世，列于君子之林”的。在送别来先生的时候，请允许我重写一遍我在《来新夏先生之人格与风格》中曾经写过的一句话：“来新夏先生当之无愧地居于当代最有影响的人文学者之列，南开大学为有这样的杰出教授而骄傲，天津学界为有这样的学术大家而荣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