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书房里肃然起敬
罗文华

    薛原先生所编《如此书房》一经面世，便受到全国各地读书人的热情追捧，大家好似在争相品尝着一道琳琅满目、美不胜收的文化盛宴，读书、藏书、爱书再次成为公众广泛参与讨论的热门话题。
    赏读《如此书房》，发现其中除了韩石山、薛冰等著名藏书家讲述自家书房的故事外，还有几位作者是写各自城市有代表性藏书家的群像，如朱晓剑写的《成都人的书里书外》、潘小娴写的《广州的文人书房》、瞿炜写的《温州的书房“众生相”》、斛建军和杨瑾写的《太原的文人书房》。读罢这些文章，有一个明显的感觉，即在很多城市，读书、藏书、爱书实际上已经成为一种民风民俗，一种城市精神。由此也想到，在天津，读书、藏书、爱书更是一种社会风气，一种城市精神。
    数百年来，天津出现了许多享誉全国的大藏书家。在中华书局出版的台湾学者苏精所著《近代藏书三十家》（增订本）中，与天津密切相关的大藏书家就占了这三十家的四分之一强，如盛宣怀、卢靖、李盛铎、章钰、陶湘、傅增湘、梁启超、周叔弢等。现当代大藏书家阿英、黄裳、姜德明，以及近些年涌现出来的著名藏书家韦力，都与天津有着很深的渊源。2010年天津评选出当代十大藏书家，也是对天津数百年读书、藏书、爱书传统的继承、弘扬与光大。面对这样一座书香氤氲的城市，面对这样一个优秀的文化传统，我们怎能不肃然起敬？
    这种肃然起敬的感觉，二十多年来，我曾经在很多位天津文人的书房里涌起过。如王颂馀、慕凌飞、孙犁、梁斌、龚望、陈继揆、王麦杆、吴同宾、张仲，如张道梁、孙其峰、杨大辛、王学仲、王双启、林希、倪钟之、范曾、石惟正、陈骧龙、王振德、冯骥才、霍春阳、章用秀、孙家潭、华梅，他们或者书多，或者书好，或者藏书有特色，或者书房有特色，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中有些位的藏书和书房，曾经是我心仪的榜样。如果一座城市多一些这样的令人心仪，年轻人多一些这样的肃然起敬，那么这座城市的文化品位一定不会太低。
    日前到华非先生的新居拜访，与老先生聊了五个多小时，颇有感触。他的书房至少有三间，盈箱累箧，插架万轴，真乃琅嬛福地。其中仅是文史书籍，就比很多文史学者的藏书还要丰富和精粹。华非先生是一位卓有成就的篆刻家、书法家、画家、陶瓷艺术家，同时又是一位硕果累累的收藏家、鉴赏家、学者。他不求藏书之名，而获读书之实。他所撰《中国古代瓦当》成为中国第一部系统阐述瓦当历史和形制的学术专著，所编《泥模艺术》填补了流传于河北新城的泥模图案资料的空白，三册六卷本《华非艺踪》引起海内外文化艺术界普遍关注和高度重视，所有这些，都离不开他丰赡的藏书，离不开他勤奋的读书。迁至新居后，书房扩大了，年近八旬的华非先生高兴之余，又产生了新的创作思路。面对书房里顶天立地的书架，他对我说：“今后十年，我还是读我的书，做我的事，不能跟着市场走。”这也印证了香港《大公报》对他的评价：华非是一位“铁骨铮铮而又十分执著”的艺术家，一位“值得我们引以为骄傲和自豪的无价的高尚精神财富的拥有者”。
    与每座城市一样，由于居住条件所限，天津还有很多读书人至今没有自己的书房。他们的“书房”，就是他们的卧室、客厅或阳台。但这丝毫也不妨碍他们对书的热爱、对书香的迷恋。这样的读书人我也认识很多，如天津市连环画收藏协会的几位中青年骨干，他们大多住在城市的边缘，每个周末要乘车一个多小时到古文化街淘书、交流、接待外地来的书友，坚持了很多年，举办了很多有意义、有影响的活动，巩固了一块文化阵地。在正常的社会环境中，“读书人”无疑是一种尊称，但“读书人”真正令人肃然起敬的是：他们营造着浓郁的书香氛围，他们深藏着牢固的知识情结，他们秉持着文化坚守与抗争精神。
    弥尔顿说：“好书是伟大心灵的富贵血脉。”歌德说：“读一本好书，就是和许多高尚的人谈话。”爱默生说：“读书时，我愿在每一个美好思想的面前停留，就像在每一条真理面前停留一样。”我想，藏书无论多少，书房无论大小，只要保持着读书、藏书、爱书的习惯，每一个人都能分享到弥尔顿所说的富贵、歌德所说的高尚、爱默生所说的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