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网记者：您除了在报社担任副刊编辑外，仍然有“诗人”、“作家”、“文玩鉴赏家”等等社会标签。如果让您给自己定位的话，您觉得自己是社会角色是什么呢？

    罗文华：我觉得是报人。因为我搞文学创作，整理诗歌集，搞书评，搞文玩鉴赏都是为了我在报社的工作服务。毕竟，我是报社的副刊编辑，我所搞的社会活动也是为了提升报纸副刊的质量，提升副刊的文化品位。

    凤凰网记者：很多人用“文人”这一名词评价您，您怎样理解“文人”这一名词？

    罗文华：当今社会中有这样一个普遍现象，是个人社会职位与个人真实社会身份相脱节。比如，一位供职于报社这一文化单位的人应当算作文人。但是实际的情况是，许多供职于报社的人员却少深厚的文化积淀。我想这一类人不应当算作真正的文化人。“文人”首先应当具备一定的文化积淀。

    凤凰网记者：您是著名的藏书人、书评人同时自己也是作家。可以说，您与书有很深的情缘。那么您在平时喜欢读哪类书籍，对您产生深厚影响的书是哪部？

    罗文华：我对于有关个人奋斗主题作品比较感兴趣，这类作品对我的印象也最大。比如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我也把这部作品推荐给了自己的儿子。

    凤凰网记者：当今文坛有这样一种现象，许多人特别是青年人往往对于带有“抗争性”的文学作品较为推崇，而对于一些“体制内”文学作品抱有非议。这样的一种现象是否是良性的文化现象？

    罗文华：应当说，我们不应当把所谓“体制内”与“体制外”的界限划分得格外明显。纯粹的“体制内”与“体制外”的生活是不存在的。现代社会的生活中，个人发展与社会发展的融合度的把握是相当重要的。我觉得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不应一味追求作者个人情感的表达与宣泄，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应该在反映作者个人情感的基础上与社会现实与本质结合。

    凤凰网记者：在如今的诗歌创作领域中，很多诗人比如天津的萧沉、朵渔等等，都生存于“地下”。为什么我们很多优秀的诗人都生存于“地下”？难道现代的诗歌仅是“少数人的地下游戏”么？

    罗文华：你提到的萧沉、朵渔等诗人都与我私交甚好。我认为他们是真正能写出诗歌本质的人，也是真正懂诗的人，这与他们自身深厚的文化积淀有很深的关系。前不久我在我主编的《天津现当代诗选》中就特意收录了这些“地下”诗人的作品，我觉得他们应当被社会所认识，所接受，他们本不应当属于“地下”。现在很多人觉得，政治因素的影响他们生存于“地下”的原因。但在我看来，造成他们生存于“地下”的原因主要还是因为当下“伪文学风”盛行，因为当下文化环境的浮躁。

    凤凰网记者：如今文化与商业的结合已经形成一种潮流。您怎样看待文化产业化过程中的利弊呢？

    罗文华：首先说文人的生存于文化的发展毋容置疑地需要经济作为支撑。但对于文人自身来说，把商业利益作为终极追求是不可取的。文人可以阶段性地利用商业的平台，但不可以把其作为自身发展的追求。张大千在早年生活拮据的时日中，也曾以制作仿真画为生。但其在生活情况好转后便专心投入到自己作品的创作中。

    凤凰网记者：国民精神文化生活的日益丰富，出现了文化大众化、通俗化的现象。《百家讲坛》就是文化通俗化过程中的一个代表产品。您怎样看待文化的大众化现象？

    罗文华：文化通俗化、大众化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毕竟许多文化曲高和寡，难以被大多人接受，也难以影响更多人。通俗文化也好，高雅文化也好，对于任何文化我们应当以包容的心去对待，以宽容的心汲取文化中的养分。故而，对于大众的、通俗的文化我们也不应当排斥，毕竟“良优于无”。

    凤凰网记者：文玩收藏如今成为一种热潮。很多人都涌入到了文玩收藏这一领域当中。作为文玩鉴赏家，对于文玩收藏的“初学者”您有怎样的建议与忠告呢？

    罗文华：首先我们应该知道，珍贵的文玩在如今的市场中毕竟是少见的。其次，对于文玩收藏我们还应以平常心对待，切莫过于对于文玩收藏带来的经济利益。这也是与文玩收藏的初衷相悖的。我曾经在文章中提到过这样一句话“过我眼，即我有”。世界上从来就没有永远的收藏家，收藏家只不过是其藏品暂时的保管者或拥有者。以撰著《明式家具珍赏》、《明式家具研究》享誉海内外的中国古典家具收藏大家王世襄先生，他的收藏观就比较豁达，认为一切收藏皆“由我得之，由我遣之”。对于一切藏品，他的态度是：“只要我对它进行过研究，获得知识，归宿得当，能起作用，我不但舍得，而且会很高兴。”与所有财富一样，古玩字画也是身外之物。如果我们平生有幸与它们相遇相伴，能做到悦目赏心，也就足够了。

    记者手记：在与罗文华的谈话结束后，一个随和、博学、淡然的文人的形象长久地徘徊于脑中。在我看来，事业上的成功与广博知识的积累造就的是其淡然随和的生活哲学。也许罗文华正如其钟爱的《约翰.克里斯朵夫》中的主人公一样，在经历生活起起伏伏后，收获的是一种宁静致远的崇高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