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读“私家排名榜”
罗文华

    日前，看到诗人朵渔先生为一家周刊开列的书目，包括“2010年被高估的十本书”和“2010年被低估的十本书”，并分别写有简要评语。因这些书我大都看过，所以觉得他的选择十分精准，而他的评价又颇中肯綮，是一道有特色的“私家排名榜”。读之，就像吃上了一桌近年来渐成时尚的“私家菜”，美厨名品，风味独具。
    2009年年底，南方一个城市组织各地专家担任评委，评选出年度“十大好书”，在媒体上广泛宣传。但我发现，一本被评为“十大好书”之一的图书的编订者，竟然也公开出现在评委之列。尽管这位评委是我的朋友，但为读者着想，我也毫不客气地在网上予以批评，指出“参评图书的作者、编者、编辑、策划者、出版者和发行者，根本就不能参与评选活动，这是最起码的游戏规则”，这位编订者不仅担任评委，而且“在该书评选‘争议非常大’的情况下仍不回避，最终形成评委编订的图书被评委团评为‘十大好书’，而且还说‘用信誉作了担保’，‘要负责任’，可见该活动的公正性如何了”。南京学者王振羽（笔名雷雨、文云乡）先生与我呼应，在《文汇读书周报》发表他的“私家排名榜”，在推荐自己喜欢的年度“十大好书”的同时，批评“一帮无聊有闲的文人，又开始各怀鬼胎言不由衷地向公众推荐也许自己根本都没看过的所谓好书、新书。在这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在背后利益驱使之下的‘推荐’，令人疑窦丛生，也让人哑然失笑……”我把通过这种评选活动形成的排名榜称为“商定排名榜”，系套用鲁迅《“商定”文豪》中的“商定”一词。鲁迅说：“就大体而言，根子是在卖钱，所以后来的书价，就不免指出文豪们的真价值，照价二折，五角一堆，也说不定的。”而今的“商定排名榜”，不是背后有利益企业在赞助，就是出版社或书商想借排名榜的东风超量推销图书。事实证明，近些年很多种上了“商定排名榜”的图书，都图的是卖个鲜亮，随后很快就会打折销售，而且降价幅度比一般图书还要大。因为书商们心里明白，这些靠宣传乃至炒作得以“热卖”的新书，一旦热乎劲儿过去，立马就会滞销压货，再难出手。于是，鲁迅所讽刺的“照价二折，五角一堆”，便成为现实的书业写照。
    因此，真想买好书、读好书，就别拿“商定排名榜”太当回事儿；有工夫浏览一下“私家排名榜”，反倒可能有些收获。
    春节前，收到《温州读书报》主编卢礼阳先生征稿信，内容是让各地书友推荐“2010年我最喜欢的一本书”。就我而言，2010年购书和收到朋友赠书有一千余册之众，其中好书也不能算少，但硬要说出哪一本书自己最喜欢，实在是一件很难的事。考虑再三，我诚心诚意地推荐了南京作家薛冰先生所著长篇小说《城》（陕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1月出版）。我对该书的评语是：“文化底蕴丰厚，情节亦颇精彩……写得浪漫而深沉，华美而凝重……只说‘赏心乐事乔家苑’一章，即使列入‘三言二拍’亦毫不逊色也。”这个评价不一定准确严谨，但实是出于内心，无关利害。《温州读书报》很快就以大幅版面刊发了书友们推荐的“2010年我最喜欢的一本书”，周振鹤、周立民、阿滢等知名作家、学者，还有一些以前未闻其名的读书人，都推荐了各自喜欢的书。如赵诺先生推荐《读书与怀人：许君远文存》（眉睫、许乃玲编），评语为：“读许君远的文字，心里安安静静的，随时都有些小感触，也不时有所得益，一些零散的小知识、小趣味隐藏在他淡然质朴的文字里，也许正是由于他在今天没有太大的名气，读的时候更有偶得的欣悦感。” 许君远1928年毕业于北大英文系，曾在天津《庸报》做编辑，他的书我读过一两本，比较了解，所以觉得赵诺先生推荐得有道理。再如陈骋先生推荐《听橹小集》（王稼句著），评语为：“在作者柔橹所荡起的轻声中，读者只需静静地听，就可以对彼地文风很盛的现象有个清晰的感受。” 王稼句擅以散文笔法写江南风物，他的书我读过数十种，谙熟于心，所以十分赞同陈骋先生的推荐。将《温州读书报》刊发的这几十条“2010年我最喜欢的一本书”一一串起，也就构成了一个别样而真实的大众荐书排名榜。这个排名榜上的图书，是各地书友在相互没有沟通的情况下推荐的，而且排名不分先后，呈现出面目丰富、品类各异的格局，虽然有的不免带有推荐者的些许感情因素，有的书较为小众些，但个体的真实集合成为整体的客观，个体的偏爱集合成为整体的卓见，自然比那些“商定排名榜”的忽悠行为要有价值得多。
    张爱玲说过：“凡人比英雄更能代表这时代的总量。”因为凡人的生活愿望就是人类的基本生活愿望，普通读书人所喜欢的书就是当下社会的精神脉动，他们的情境更为立体，细节更有味道。这正是我爱读“私家排名榜”的缘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