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境况》读书笔记

第二章  公共和私人领域（上）

1、人：一种社会的或政治的动物

亚里士多德关于“人”的第一个定义：人在本性上是政治的。

这里的“政治”与我们通常理解的是不一样的。它与“家庭”和“私人生活”相对，也与人的自然属性或动物属性相对，也就是说，人应该过两种生活，一种是“私人生活”，一种是“政治生活”，前者局限于个人的、私密的或家庭中，后者则是公共的、公开的和群体的。但这个“群体”不能简单地误解成“社会”，因为很多动物也过着群体生活，所以作者说：

“人类种群纯自然的社会联合被看作是生物的生命需要加在我们身上的一种限制，这种限制无论是对于人类动物还是对于其他形式的动物生命形式来说，都是相同的。”（15页）

这样就无法把人和其他动物区别开来。

“按照希腊思想，人结成政治组织的能力不仅不同于以家庭为中心的自然联合，而且与后者直接对立。”有些动物也有类似于家庭的自然联合，这是出于生存的需要和自然的本能，但它们不是政治组织，更谈不上什么政治生活。亚里士多德所谓的政治生活，是指行动和言说，而一切仅仅是必需的和有用的东西都被排除在政治生活之外。（16页）

起先，言说和行动同时发生同等重要，真正的政治行动要以言说来进行，除了言说传达或交流的信息外，在恰当的时刻找到恰当的言辞本身就是行动。（只有纯粹暴力才是沉默的，因此，暴力永远都不会伟大。）后来，行动和言说开始分离，越来越成为相互独立的活动。政治的重心从行动转向言说，言说变成了一种说服的手段，任何事情都要取决于话语和说服，而不是取决于暴力和强迫。（在希腊人看来，用暴力强迫人，命令而非说服，不是政治生活方式，而是家庭生活的方式，或者是亚洲的野蛮人国家的生活方式，在那里专制统治通常被比作家庭组织。）

所以亚里士多德关于人的第二个著名定义是：作为一个“能言说的存在”。据此，“城邦之外的任何人——奴隶和野蛮人——都是无言的，他们不是丧失了言说的机能，而是丧失了一种生活方式。”（17页）

2、城邦与家庭

家庭对应于私人生活空间，政治对应于公共生活空间，这是两个截然有别的、独立存在的实体。

家庭：私人领域：家庭家族空间：与维持生命有关的活动。

政治：公共领域：城邦空间：与一个公共世界有关的活动。

家庭领域的显著特点是，在其中，人们被他们的需要和需求所驱使而一起生活。驱使力量是生命本身，男人劳动女人生育，这两种自然功能都受制于生存的紧迫性。家族内的自然共同体产生于必然性，必然性统治着家庭中的所有活动。而城邦的领域是自由空间。城邦区别于家庭之处在于唯有城邦知道“平等者”，而家庭则是最严格的不平等场所。成为自由意味着不受制于生命必然性或他人的强制，亦不受制于自身的强制。意味着既不统治人也不被人统治。

在古代，这两种生活的区别是自明的。亚里士多德认为公民生活是“优良生活”，它不仅比日常生活更好、更愉快或更高贵，而且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它是优良的在于它通过掌控纯粹的生命必然性，通过从劳动和工作中摆脱出来，以及通过克服所有生命动物对生存的内在欲求，而不再受制于生物性的生命过程。（22页）

没有在家庭内的对生命必然性的统治，就不可能有生活或“优良生活”，但政治绝非为了生活本身。就城邦成员而言，家庭生活乃是为了城邦中的优良生活的存在而存在。（23页）

3、社会的兴起

社会的出现模糊了私人和政治之间的古老界限。

在古代人看来，一个人过一种纯粹的私人生活，像奴隶一样不被允许进入公共领域，或者像野蛮人一样自愿不建立这样一个领域，就不是完整意义上的人。

古代人不知道社会领域，对他们来说，社会领域的内容就是私人事务。他们只有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之分，它们都有一个客观有形的场所，而且泾渭分明。

但是社会领域（严格说，它既非公亦非私）的出现却是一个相当新的现象，它在起源上与现代同时出现，并在民族国家内部获得了它的政治形式。（18页）我们所见的人民组织和政治共同体都是依照家庭形象建立的，一种巨型的、全国性的家务管理机构照管着人民的每件事情。国民经济学、社会经济学或民族经济学，一种集体家政，在经济上把众多家庭组织成一个超级家庭的模式，就是我们所谓的“社会”，其政治组织形式就是所谓的“国家”。（18页）

在现代世界中，社会领域和政治领域已经不分彼此，政治不过是社会的一种功能。自从社会出现以来，即自从“家务”或经济活动开始上升至公共领域以来，家务管理和一切从前与家庭私人场所有关的事务都变成了集体关心的事情。

我们今天的社会总是要求它的成员像一个大家庭内的成员一样行动，只有一种意见，一种利益，在社会中，到处相同的利益和全体一致的意见以纯粹数量的方式起作用。一人的君主统治（古代人断言其为家庭的组织方式）在社会中转化为一种无人统治。无人统治并不意味着无统治，在某种情形下，它甚至会演变为最残酷最专制的形式之一。削平一切、顺从主义、平等原则。

社会在它所有方面都排除了行动的可能性（而在先前，行动只是从家庭中被排除了出去）。取而代之的，是社会期待从它每个成员那里得到的某种行为，社会通过施加无数各式各样的规则，使它的成员都规范化，排除任何自发的行动或特立独行的成就。而在希腊城市国家中，公共领域本身，城邦，则弥漫着一种强烈的争胜精神，在那里每个人都要不断地把自己和所有其他人区别开来，以独一无二的业绩或成就来表明自己是所有人当中最优秀的。换言之，公共领域只为个性保留着，它是人们唯一能够显示他们真正是谁、不可替代的地方。

假定人们之间只有相互行为而不行动的顺从主义，同样是现代经济学的基础。

统计学规律只有在涉及大数目或长时段时才有效，而行动或事件在统计学上仅显现为偏差或波动。然而日常关系的意义并不揭示在日常生活中，而是揭示在罕见的行动中，正如一段历史时期的意义仅仅在少数照亮它的事件中显示自身。（27页）

关于行为主义及其规律有效性的不幸真理是，哪里的人越多，人们就越倾向于整齐划一的行为，越不能忍受与行为模式不符的表现。在统计学上显示为对波动的校准。在现实中，丰功伟绩越来越难以抵挡行为的潮流，事件越来越丧失了它们的意义，即它们照亮历史时代的能力。（28页）

最初是行为取代行动，最后是科层制取代行为，无人统治取代个人统治。

经济学只在一个相当有限的人类活动范围内采取了行为模式，但最后发展到行为科学成为社会科学无所不包的要求，其目的是把人的所有活动在总体上都简化到依照条件来行动的动物水平。

家庭的私人领域是这样一个地方，在那里，个人生存或种族延续的生命必然性得到了照料和保护。在亲密关系被发现之前，私人领域的一个特征就是人在这个领域里不是作为一个真正的人而存在，而仅仅是作为人—类这个动物物种的一个样本存在。这正是它在古代被蔑视的根本原因。而现在，新兴的社会领域把所有近代共同体都变成了劳动者和打工者团体，换言之，他们都一下子围绕着生命所必需的活动组织起来。社会就是这样一种模式，在它里面，人们为了生命而非别的什么而相互依赖的事实，获得了公共的重要性，与纯粹生存相联系的活动被允许现身于公共场合。（3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