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是月考的第一天，考的是数学。作为班主任的我被安排在了自己的班级进行监考，尽管在月考的前一天我老调重弹讲了考试诚信的事宜，但在考试中还是出现了作弊的现象。

在临近考试结束的时候，两位男生以为监考的我放松了警惕，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进行了交流，出乎他们意料的是此举仍被我发现了。我快步流星地走近这位男生，很有气势地询问刚才交流的情况。也许是被我的气势有所震慑，两位同学快速地交待了作弊的情况。经过对作弊小题分值的判断，我拿起笔在其中一位主动作弊的同学试卷最上方用红笔写上了“作弊扣5分”的字样。这位同学平时在班上还算是个很守规矩的学生，被我这样在试卷上一标注，顿时感觉很不自在，十分惭愧。

其实，那一天在处理完这件作弊之事，我马上又想起了相关的两件事。

在一篇《面对作弊的中国学生，她跪下了左腿》文章中，讲述了一个名叫R的外籍教师，面对肆无忌惮作弊的中国学生时，悲怆地跪在学生面前，并哀求自己的学生不要作弊，做一个诚实的人。深受此文感染的河北开滦一中校长张丽钧更是做出了这样的一个规定：“作弊学生不愿接受开除或劝退的处罚，必须接受父亲、母亲、校长同时向学生跪下左腿，且不拒绝媒体采访、报道”。

另一件事是在李镇西新作《给教师的36条建议》中读到的有关流沙河的同学作弊开除之事。流沙河在读高中时，在一次化学阶段性考试中，因为他的一位同学提前交卷走离教室不到10步又返回将一个题的单位平方2改为了立方3，被认为是作弊当天就开除了。

相对于这两个事件，面对我的这位在月考中作弊的学生，我既没有下跪也没有上报，是不是处理得太草率、太轻了呢？

以上例举的两个作弊事件的背景不甚相同，一个发生在上个时期民国期间，另一个“下跪”之事就发生在新时代的大学里面，而我的这个事件又发生在“分数是高考硬道理”的教育体制之下。既然我的这件作弊事件中“分数是硬道理”，那我为什么还要姑息以扣分来处理呢？也许面对的是一位“很守规矩的学生”，也许更是受“社会遗传”之使然。

在张丽钧《你的“作弊指数”》一文中有这样一段精辟的论述：“人的第二次诞生是由‘社会遗传’决定的，‘社会遗传’比‘生理遗传’重要得多。如果说‘生理遗传’决定了我们皮囊的质量，那么，‘社会遗传’则决定我们灵魂的质量。”尽管在每次考试之前，我都要三番五次地讲到考试要诚信的道理，可是几乎每次都有学生要拿自己的诚信来跟我的监考质量进行较量，有时甚至对作弊上报被处分仍有以身试法、屡教不改者。难道我们的学生不惧怕处分，不惜以背处分来弄一个虚伪的分数。不是学生不畏惧，不讲诚信，而是我们学生已经耳濡目染了太多的有关社会及学校中形形色色的“作弊事件”。

我经常还对学生说，相对与其它行业，教育还应该算是比较干净的一块土地。一位在派出所工作的朋友每次跟我交流的时候无不羡慕教育的洁净，甚至他还跟我打赌，如果像我这样的老师去干几天他的工作，绝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绝对会被活活地吓死。虽然朋友说得我没有亲身经历，但只说教育中的一些事件就应该体会到朋友所言之事的分量。每年在小升初、中考的时候，我都会遇到家长为了孩子上一所小学而设法造出的虚假户口簿，为孩子上一所重点高中不惜以重金贿赂的事情。学校里，当遇到上级的突击检查时，更是虚假的表册似雪片满天飞，甚至飞进了课堂，飞进了学生的手中……这也许是前面所言的“社会遗传”吧！

面对这样的“社会遗传”，尽管我一堂考试竟然能没收8个手机，一堂考试目不转睛，但仍然难以从根本上改变学生的“作弊指数”。慢慢我才懂得，以考试诚信来教育学生诚信仅仅是诚信教育的一个极小侧面，想以这一点来让学生建立最高指数的诚信，未免有点蚍蜉撼树之妄想。诚然，我们不能因此而止步不去犀利地监考。

只有社会公平公正了，每个人以“诚信为本”来维护做人的自尊和尊严，来创造最好的“社会遗传”时，教育中的点滴诚信才会起到锦上添花的作用，也才能真正铸造出灵魂的最高质量。

然而，我仍在思索，“作弊扣5分”的标注可否也顺应了“社会遗传”中的某些因素呢？因为处理者是一位“很守规矩的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