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廷杰教授写有一篇文章，题目是《<心经>不同版本论》，其中谈到《心经》的形成，这里作一介绍，大家可以到网上找到这篇文章认真研修。韩老师在文章中说，《心经》，全称《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用二百六十个字表达六百卷巨着《大般若波罗蜜多经》的核心理论——空论，所以受到佛教徒的普遍欢迎。
《心经》应当是产生于印度的《般若经》的“别生经”，是古印度某人根据《般若经》著作的概要性论典，很像是《般若经》的内容提要。梵本《心经》开头有这样一句话：向知一切者(佛)致敬。论典开头往往有向佛或向三宝致敬的《归敬颂》，巴利文的七部论典开头，都有向佛、罗汉致敬之类的话。表明本论作者对佛是非常崇拜的，所作之论只是为了弘扬佛法，绝无违佛之意。经是佛说的，不应当有这样的话。佛不可能是向自己致敬，佛是很谦虚的，也不会号召其他人向自己致敬。所以，《心经》所有的汉译本都没有翻译这句话。
梵本《心经》为什么会有这句话呢？这显然是《心经》著作者加的，用以表明他对佛的崇拜心态，表明他著作的《心经》，只是弘扬《般若经》理论，绝无违逆之意。作者为什么不署自己的名字呢？如果署上作者姓名，就没有权威性了。好像一位画家画了一张佛像或菩萨像，并不写上自己的名字。因为教徒常常对之礼拜，人家是拜佛或菩萨，并不是拜画家。
前文谈到，《心经》是古印度某公根据《般若经》所写的概要性论典，一般佛教徒难以接受，因为他们对“经是佛说”深信不疑。实则不然。为了加大著作的影响力，某些印度人假托佛陀之名进行创作。这不是什么新观点，很多佛学研究工作者都发表过类似意见。如《佛光大辞典》在解释“疑伪经”的时候，明确指出：“盖自印度即有不少假托佛说之经典，蓄意混乱佛陀所说之教理。”《心经》正是此类经典。
玄奘赴印途中，有位得病的老比丘曾经送给他一本《心经》，让他随身携带，可以保护他一路平安。有人认为这本《心经》是“罗什译本”，不见得，很可能是梵本《心经》，玄奘赴印前，在国内是否学过梵文？其传记没有明文记载。他到印度那烂陀寺向一百零六岁的戒贤老法师学习《瑜伽师地论》，绝非易事。这部论是唯识学中最大的一部论典，一百卷。没有深厚的梵文功底，是无法学习的。由此推测，玄奘赴印前，曾经学习过梵文，其水平应当是很高的，足以阅读梵本《心经》。如果玄奘没有充分的语言准备，他在印度不可能取得如此辉煌的学习成就，这是显而易见的真理。玄奘所处的唐代，常有印僧来华，渴望求知的玄奘，要想学习梵文并不困难。
《心经》为中国的观音信仰奠定理论基础。
中国僧人每天都要背诵《心经》，《心经》影响之深远，可想而知。《心经》之所以影响深远，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这部经为中国的观音信仰奠定理论基础。一般来说，经是佛说的，论是菩萨造的。但《心经》并非如此，按照佛教徒的说法，这部经是观世音菩萨得到佛的允许，为舍利弗讲的禅定心得。观世音菩萨可以代佛说法，把观世音菩萨提高到佛的地位。
法月译《心经》的《序分》是这样说的：“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大城灵鹫山中，与大比丘众满百千人，菩萨摩诃萨七万七千人俱，其名曰观世音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等，以为上首，皆得三昧总持，住不思议解脱。尔时观自在菩萨摩诃萨，在彼敷座，于其众中，即从座起，诣世尊所，面向合掌，曲躬恭敬，瞻仰尊颜，而白佛言：‘世尊！我欲于此会中，说诸菩萨普遍智藏般若波罗蜜多心，唯世尊听我所说，为诸菩萨宣秘法要。’尔时世尊以妙梵音告观自在菩萨摩诃萨言：‘善哉！善哉！具大悲者，听汝所说，与诸众生作大光明。’于是观自在菩萨摩诃萨蒙佛听许，佛所护念，入于慧光三昧正受。入此定已，以三昧力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自性皆空。彼了知五蕴自性皆空，从彼三昧安祥而起，即告慧命舍利弗言：‘善男子！菩萨有般若波罗蜜多心，名普遍智藏，汝今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作是语已，慧命舍利弗白观自在菩萨言：‘唯大净者愿为说之。今正是时。’”由此可见，《心经》是观世音菩萨说的。
观世音菩萨讲完以后，佛极力赞颂，唐代般若和利言译《心经》的《流通分》是这样说的：“如是说已，即时世尊，从广大甚深三摩地起，赞观自在菩萨摩诃萨言：‘善哉！善哉！善男子！如是如是，如汝所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行，应如是行。如是行时，一切如来皆悉随喜。’尔时世尊说是语已，具寿舍利弗，大喜充满。观自在菩萨摩诃萨，亦大欢喜。尔时众会天、人、阿修罗、乾达婆等，闻佛所说，皆大欢喜，信受奉行。”
此中佛说过一段话后，才有“闻佛所说，皆大欢喜，信受奉行。”说明观世音菩萨说的《心经》得到佛的批准以后，大家才付诸实践。法月译本则不然，观世音菩萨说完《心经》以后，其《流通分》如下：“佛说是经已，诸比丘及菩萨众，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乾达婆等，闻佛所说，皆大欢喜，信受奉行。”这里把观世音说的话，和佛说的话完全等同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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