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伦德，60岁，郑大文，56岁，这对老夫妻的生命双双定格在2012年1月29日，这一天是农历龙年的大年初七，他们一个在当日早晨自尽于河北省保定市雄县自家老宅背后的树林里，一个在晚间重病不治，死于北京右安门医院的重症监护室；王国柱，30岁，双手双腿皮肤脱落，尚需修养治疗；姚丹，27岁，为了保护幼子，在大火中伏在孩子身上一动不动，全身烧伤面积达80%，至今仍在重症监护室里未脱离生命危险；王梓轩，1岁8个月，双腿被烧，脚趾坏死面临截肢，可怜他刚刚学会走路，就可能永远失去行走能力。

  这些人来自一个家庭，这个家庭的巨大悲剧仅仅源于一个习惯性的点烟动作和一次意外的煤气泄漏。

  父子相对 病情沉重

  上周六，记者来到右安门医院5层烧伤科，悄悄推开6病房的屋门后，首先看到一大一小两个人，正在凝神互望。大人正当壮年，双手放在被子外面，支棱着10根手指透气。小孩儿才不过半米多长，俯卧在一块大海绵上，两腿都绑着厚厚的纱布，他紧紧盯着爸爸，突然“哇哇”地哭了起来，仿佛只在刚刚的一瞬忘了疼痛，转眼又想了起来。

  这对父子就是王国柱和王梓轩，两人在一周前刚从重症监护室转到普通病房。多数时间，两人就这么互相望着，孩子肝肠寸断地哭，大人无可奈何地安抚。没有妈妈，没有玩具，有的只是插在身体里的疏导体液的小管子，还要忍受剧痛，孩子已经哭得两只眼睛又红又肿，蔓延到额头都红红的。只有一些突然进入眼帘的有趣事物能稍许分散些他集中在疼痛上的注意力，比如记者的相机。当他好奇地盯着镜头看时，五官舒展了，让人觉得他身上不疼了，可马上，小眉头又攒到了一起，咧开嘴角痛哭起来。

  照顾他们父子的护理员李大姐心疼得不行。她被公司派到这里时才意识到这家人有多么不幸，她马上给公司打电话，让财务把刚刚收下的定金还回去，“照顾这家人的钱，从我工资里扣，我免费为他们服务。”

  小梓轩的姥姥前一天刚从老家赶过来，此前一直都是梓轩的小叔王国威在这里陪护，现在他不得不回去筹钱了。姥姥把一开始握着记者的手突然松开，身子沉了下去：“我给你磕头了，救救我的女儿和小外孙吧。孩子不能走不了路，不能没有妈啊！”姥姥再抬起头时，已经老眼含泪，李大姐也忍不住背过身去。

  除夕之前 突发意外

  李大姐喂王国柱喝了口水，他张开干裂的嘴唇，讲述起惨剧发生的那一天。

  “那是在除夕前一天，我中午去舅舅家吃饭，回家后看见一家人正在逗孩子。我家一共4间瓦房，我和我媳妇、儿子、我妈呆的这个屋子连着厨房，里面还有个套间，大女儿在套间里，我爸在隔壁屋子。吃中午饭时我喝了点酒，一进家门也没闻到有什么怪味，就在我掏出打火机想点根烟时，房子一下就着了。

  当时都能听见砰的一声，一团火光就在眼前，我下意识地往门外跑，跑到屋外时身上已全是火。我把外衣全脱了，就剩一条内裤，又赶紧冲回去救家里人，根本来不及裹上什么湿棉被之类的。

  屋子里已经全是火了，我最先在外屋看到我媳妇，她趴在地上一动不动，就能听见她冲我喊：‘快救梓轩，快把梓轩抱出去！’我这才看清，孩子在她身子底下呢。我想用手抓她胳膊，把她母子拽起来，却发现手已经不听使唤了，皮都耷拉下来。那时却也顾不上疼，几乎没有感觉，连拖带拽，把他们母子救出了屋。

  这时，我母亲已经冲进里面的套间，砸开窗户，把我4岁的大女儿扔出窗外，然后自己爬了出来。我女儿几乎没有受伤，可我妈却被烧得非常严重，我父亲因为在隔壁房屋，没有被烧到。

  我家当时正好放着我姐的一辆面包车，车钥匙就在我身上。闻讯赶来的邻居们帮我把家人抬上车，我开得飞快，马上就到了县医院。医生和护士们接过手后，说我也必须要接受治疗，直到那时候我还没觉得怎么疼呢，可一躺到床上，立马就失去知觉了。后来，急救车在当天就把我们送到了北京的右安门医院，全家人都住进了重症监护病房。”

  不堪重负 老父自尽

  在向记者讲述时，王国柱还不知道双亲已经离开人世。王国柱的弟弟王国威在医院中照顾哥嫂一家人时，从电话中获知父亲不堪重负上吊自杀的消息。王国威还没有成家，骤然间重担压身，这个年轻人在痛苦之余感到茫然：“一家人死的死，病的病，现在就剩下我一个能担事的了，可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爸爸因为借不到钱，初七那天早晨，走到老屋背后的一个大林子里，上吊自杀。妈妈也在初七晚上伤势过重，抢救无效死亡。嫂子现在还没脱离生命危险，侄子又是这种情况，我都不敢告诉我哥，也不敢跟他商量事。”

  在单独照顾了哥嫂一家20天后，王国威于上周六返回雄县老家，开始筹钱。“真的太难了，不然爸爸也不会这么想不开。能借的都已经借过了，可还欠着医院8万元治疗费付不起。侄子还在等着手术，如果做不成，孩子将来怎么办啊。”由于王国威急着回家，记者没能见到他，但从电话中传来的他抑郁的声音，记者能听出这个年轻人的绝望。本报记者 黄敬 文并摄 J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