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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吉思汗与丘处机怎么成了好基友?

(2015-07-04 22:22:32)
标签:

成吉思汗

丘处机

蒙古帝国

西征

分类: 文化评论

成吉思汗1219年邀丘处机跑到西域跟他会面,史料里说是为了询问治国和养生方法。

问询一个金国的全真教老大治国方法,有点勉为其难,不合情理。询问养生方法倒有说头。

说起邀请的动力,我认为可能有三重:

1、成吉思汗当时58岁,在古人心目中,这也是容易让人思考生死的阶段;

2、那年,成吉思汗被花拉子模杀害蒙古商人与正使惹怒,动了西征世界的雄心;

3、四个儿子三个已经长大,继承人选择提上日程。

将三点结合,成吉思汗面临着人生难题:个人意志与帝国梦想的实现;帝国未来的人事安排。这个年龄段,大概他对自己的肉身产生了怀疑。

不远万里,邀请全真教老大前去西域聊天,如果不是出自内心的危机与恐惧,不太可能出现这种情况。要知道,这至少要花几年。

丘处机当然去了。让人纳闷的是,身在金国地盘,他怎么敢接受。要知道,金国最初待他不薄,烟台的昊天观就是金宣宗下令为他修的。而且,丘处机与一帮弟子经常接受金国政府恩赏。

那一周期,他也收到过金国与南宋的邀请,要他去讲讲课。他都拒绝了。

大概他看到了金与宋的命运。金国内外交困,西、南、北都有敌人围绕。宋已濒死。

丘处机接受成吉思汗邀请,可能有借力拓展全真教地盘的用意。当然,他也可能只是源于内心触动。就是这成吉思皇帝不远万里派来侍臣刘仲禄邀请他,中间历尽艰辛,应该是比较诚恳的。

他的出色的弟子之一李志常,记下了他的西行过程,即《长春真人西游记》。史料、文学价值都很高。我看的是收录于《金元日记丛编》(上海书店出版社)里的版本,见P41-87。

书里,丘处机显然被皇帝的特使感动了:“兵革以来,此疆彼界,公冒险至此,可谓劳矣。”(P42)

刘仲禄详细描绘了6个月艰辛路程,遭遇了种种磨难,终于见到长春真人:“钦奉君命,敢不竭力?仲禄今年五月,在乃满国兀里朵得旨。六月至白登北威宁,得羽客常真谕。七月至德兴,八月抵京城,道众皆曰:师之有无,未可必也……冬十有二月,同至东莱,传皇帝所以宣召之旨。”他说。(P42-43)

丘处机说:“此中艰食,公等且往益都,俟我上元醮竟,当遣十五骑来。”

随后,丘处机率领尹志平、赵道坚、宋德安等19名得意弟子并4名蒙古随侍西行。两年有余,波折多多,但并不那么艰辛地到达成吉思汗行宫(今阿富汗境内)。

李志常的这本西游记,他们似乎享受更多:几乎每到一城,都有许多安排好的官员、骑兵接待,给钱给礼品。他吃了很多上等的瓜果,比如葡萄、胡桃、喝了很多上等的葡萄酒。当然他还拿了不少礼品,后来拿不了,就地建立了道观,让弟子留守。

沿途,他经常听少数民族女粉丝唱歌,看她们跳舞。欣赏美景当然少不了的。他写了很多诗。

丘处机的粉丝确实很多。书里有多处,粉丝们接送很远。就引一句:“蒙古人喜曰:前年已闻师父来。”

途中,成吉思皇帝经常派骑兵慰问,表达关切,一路免税。

李志常文笔轻松、优美。显然,他们的西游记,比当年玄奘要自在、舒服多了。当然也有一例悲剧,弟子虚静赵九古病死在途中。

流行的说法是,丘处机见到成吉思汗,留下一个“一句止杀”的轶事。但《长春真人西游记》里根本没有这回事。在此前的一道传诏圣旨中,皇帝说,“军国之事,非朕所期;道德之心,诚云可尚”。而事实上,更多是生死之事。

成吉思汗见到丘处机之后,“馆舍定,即入见,上劳之曰:他国征聘皆不应,今远踰万里而来,朕甚嘉焉。”(P62)

丘处机说:“山野奉诏而赴者,天也。”(P62)真会拍马屁。

然后成吉思皇帝就直奔主题了:“真人远来,有何长生之药以资朕乎?”(P62)

丘处机说:“有卫生之道,而无长生之药。”(P62)

整个游记,李志常没有留下其他任何丘处机给皇帝提供长生不老药方的话。没过多久,丘处机就开始准备回程了。

李志常的书当然未必确切。在据说是成吉思皇帝要牛逼大臣耶律楚材记录的《玄风庆会录》里,开头写道:

“钦奉皇帝圣议,宣请高道长春真人。岁在己卯正元后一日,敕朝,官刘仲禄资韶寻访,直至东莱,适符圣意礼迎仙驭,不辞远远而来。逮乎壬午之冬十月既望,皇帝畋于西域雪山之阳,是夕御行在设庭燎,虚前席延长春真人以问长生之道。”

同样没有什么治国安邦的诉求,只有“虚前席延长春真人以问长生之道”一句。是啊,一个马上民族的皇帝,在即将启动蒙古军历史上第一长途西征、大开杀戒的时刻,也是一个个人命运充满动荡、波折、风险的时刻,从万里的山东拉来一个牛逼道士,还能问候什么呢?要是直接问治国安邦,北国也有大批儒士,这些公知们的经略不要太牛逼。

丘处机显然没有神奇的长生不老之方。不过,与《长春真人西游记》里直接否定有所不同,《玄风庆会录》里,他就像春秋战国时代的策士一样,尽是绕弯子说话,先是大侃道德、性命,然后说如何延年益寿,中间偶尔援引上古贤君轩辕以及金国初统山东、河南等地时的治国经验。

确实,这里面他建议成吉思皇帝要“去声色以清静为娱,屏滋味以恬淡为美……但能节色欲,臧思虑,亦获天祐,死全戒者邪”、“修身之道,贵乎中和,太怒则伤乎身,太喜则伤乎神,太思虑则伤乎气,此三者于道甚损,宜戒之也”。

他认为,活20-30岁属“下寿”,40-50岁为“中寿”,60-70岁为“上寿”。他建议已入上寿的成吉思皇帝“修德保身,以介眉寿”。

“余万里之外,一召不远而来,修身养命之方既已先言,治国保民之术何为惜口。余前所谓安集山束、河北之事,如差清干官前去,依上措画,必当天心。”他显然也显摆了一下治国策略:“初,金国之得天下,以创起束土,中原人情尚未谙悉,封刘豫于束平,经略八年,然后取之,此亦开创良策也,愿加意焉”。

这样就满足了后代文人的诉求,好像皇帝跟一个道士见面,都会谈国家大事。虽然这与李志常的记载并不一致。常理来说,如果真是谈了经国方略,身为资深弟子的李志常,不应该遗漏这么重要的信息,这信息完全能把乃师形象给拉高到帕米尔高原或者喜马拉雅山顶,日月同耀。

不管怎么说,让我感到踏实的是,当丘处机说他没有什么长生不老药时,成吉思皇帝竟然没有杀他,而是“嘉其诚实,设二账于御幄之东以居焉”。


如果猜测合理,我觉得这里体现的成吉思皇帝之伟大,甚至远较他的雄才大略、军事武功更动人。因为,这里是一个具有世俗精神的皇帝。无论他最初拉丘处机多么期望长生不老,当确信没有药方后,他大概也放心了。


大概这与成吉思皇帝信仰里世俗性有关。蒙古人信仰佛教、萨满,当然也有其他杂交的宗教文化。这个皇帝幼年命运曲折,他经历过优渥的生活,也经历够世间惨象。他是通过部落沙伐、肉搏登上了草原的权力宝座。这种经历应该能够给他的内心注入更多世俗信念,而不是某种血统的底色,易姓革命的种子,建立在他原始的肉体基础之上。而且,多年征战,他对南部儒家文化的现实性、实践性,应该也有认知。


也许,他拉丘处机到西域,只是为了确认他的思考,消除、缓解内心的怀疑与焦虑,加快自己的决策使命,尤其是安排接班人,确定西征的空间。这种心理,日常生活中确实常常看到。


如此,也就可能更容易促成一个辽阔帝国的诞生:或许,正是因为生之短促,当这个蒙古皇帝生发西征西域的意志后,在生命的最后时光,他才会敢于用尽自己的智慧,全力以赴力,与生命赛跑,完成一个潜在的伟大梦想。


如此,帝国的骑兵在欧亚大陆纵横掳掠、往来奔突,一幕幕焦土式的杀戮,大概也就是一种时间悲剧与命运悲剧的交织了。

这么一次帝王与道士的历史性的聊天,于帝王产生的混沌而隐秘的结果,于道士未必那么清醒。

花了两年多到达西域的丘处机,在成吉思皇帝那里待了大约5个月后,便央求回到中原了。他确实曾答应道众3年往返。他到达西域时,“三月竟,草木繁盛,羊马皆肥”(P68),回程时,则是盛夏。

成吉思皇帝真是一个极为厚道的基友。在完成第一次西征后,他想跟丘处机顺路东行一段。但因一次东山行猎,打野猪,马受了惊,他摔了下来。丘神仙劝他少出猎,毕竟“圣寿已高”,坠马是“天戒”(P68)。成吉思皇帝说,“但神仙劝我语,以后都依也”,并且要神仙再待几天,以便赐他一些礼物。

年迈的丘神仙确实非常不易。与来时相比,他身体常有不适。但他回程之壮观,确实也比去程表面舒服。固然“临别,众挥涕”(P69),劳顿多多,但成吉思皇帝绝对称得上一个厚道的朋友。

这皇帝安排所有关卡都开绿灯,免除所有税负,不得违抗。沿途关键节点,都有牛逼的官员前来问候。当然更是常有大批骑兵护送,吃的喝的玩的不在话下。他依然写了不少诗。跟去程一样,清和大师尹志平等一帮弟子,也没少将一些沿途异象归于伟大的师父。丘神仙几次为沿途祈雨,都灵验了。

读《长春真人西游记》,你会常常会不由自主地生发感动。固然,成吉思皇帝拉丘处机是为了印证、确认生之有涯,他知道生命终有一日会消失于苍茫大地,这是一件挺痛苦的事。但就像当初派遣侍臣星夜兼程、半年到达烟台邀请丘神仙感动了他一样,老迈的神仙回绝金庭、宋庭应诏,而不远万里、花费两年多到达西域,而今又要踏上万里征途,这一定也感动了他。

抛开社会身份之特殊,两人不远万里的相遇,称得上汉文明与蒙古草原文明的一次因缘际会。就算没有产生人类历史上隐秘的力量,于世俗情感上,都是一次饱含世俗深情的美好交汇。

丘处机去程中,成吉思皇帝每隔几天就会遣使发来急诏,表达慰问,可能有功利心。回程中,他不但常常下诏慰问,更是亲自写过信。我相信有功利心,但我认为更有世俗的关爱。要知道,成吉思皇帝那时一直活密集的征战中。也许,征伐与杀戮,让他常常想到心理平衡,而慰问丘神仙是他某种难以言说的移情。

《长春真人西游记》P73-P74,丘神仙8月初,连过多城,跨越浑河,不久到了宣德。写下这么一首诗:

“万里游生界,三年别故乡。回头身已老,过眼梦何长!浩浩天空阔,纷纷事杳茫。江南及塞北,从古至今常。”

写得一般,但感情真实。尤其第二句“回头身已老,过眼梦何长”,带有一种伤时之感。这放在一个全真教的老大身上,还是有些让人震动的。

次年11月,丘神仙在德兴龙阳观摆设道场,济渡孤魂,结束时收到成吉思皇帝的信。

“宣差都元帅贾昌传奉成吉思皇帝圣旨:丘神仙,你春月行程别来至夏日,路上炎热艰难来,沿路好底铺马得骑来么?路里饮食广多不少来么?你到宣德州等处,官员好觑你来么?下头百姓得来么?你身起心里好么?我这里常思量着神仙你,我不曾忘了你,你休忘了我者。癸未年十一月十五日。”皇帝说。

癸未年就是1223年。你能看到,成吉思皇帝没谈什么国家大事,也没问什么长寿,也没摆什么架子,谈的都是日常俗事,问候丘神仙道途累不累,吃的好不好,驿站的马好骑不好骑,宣德那边的相关部门对驻军就食是否上心,下面的人是否好使。

“我这里常思量着神仙你,我不曾忘了你,你休忘了我者。”这一句里,隐含着丰富的韵味,它传递了成吉思皇帝动人的世俗感情。就像两个朋友之间的美好感情,考虑到男性,甚至更深。

当然,就像上面我提到的几句,我相信,他可能也是在通过与丘处机保持关联,平衡杀戮与征伐带来的灵魂不安,以求长寿。

(另,你能从成吉思皇帝的信里体会到当年蒙人汉语的风格,这里面一定有他对中原文化的认知。希望以往能有机会分析一下他的口语风格。)

1223年冬天,丘处机到达蔚州,即今河北省蔚县,住在龙阳一带,看到周围村落萧条,写下这一首:

“昔年林木参天合,今日村坊遍地开。无限苍生临白刃,几多华屋变青灰?”颇有些《诗经?东山》与《奥德赛》里,诗人描绘的主人公回乡之后的苍凉与感伤。但他的身份马上做了一种掩饰:“豪杰痛吟千万首,古今能有几多人?研穷物外闲中趣,得脱轮回泉下尘。”

我从中体会到丘处机内心依然有着出世与入世的纠结。

1224年2月,丘处机回到京师。25日,他又接到成吉思皇帝的信,内容这么说:“神仙至汉地,以清净道化人,每日与朕诵经祝寿,甚好。教神仙好田地内外住处住。”信里叮嘱沿途照顾丘处机甚多的阿里鲜说:“神仙寿高,善为护持,神仙无忘朕旧言。”

这信里透露出丘处机前次回信中的部分信息。就是说,他每日为成吉思皇帝诵经祝寿。而皇帝这次在好田地怎么住都可以。而叮嘱阿里鲜的话里,分明透露着他的关爱:丘神仙年事已高,多加照顾。而丘神仙没忘记他的提醒,应该就是为他祈祷祝寿。

季夏望日,也就是1224年6月15日,丘处机再度收到成吉思皇帝的信:“自神仙去,朕未尝一日忘神仙,神仙无忘朕。朕所有之地爱愿处即住,门人恒为诵经祝寿则佳。”

这封与前两封的内容基本类似。最后一句透露的心理比上面更直白。就是希望丘神仙随意停留,如果门人道众为他祝寿就更好了。我相信语义的重心在后面。

回到中原的丘处机,展示了他的道行与修为,为民祈祷,做了许多善事,多次祈雨,依旧灵验。其他不赘述。

1227年,丘处机多病。7月7日午后,留颂云:死生朝昏事一般,幻泡出没水长闲。微光见处跳乌兔,玄量开时纳海山。挥斥八紘如咫尺,吹嘘万有似机关。狂辞落笔成尘垢,寄在时人妄听间。”(P81)

归真而去,据说异香满室。侍者张志素、武志据公布了丘处机的遗言,让宋道安提举教门事,尹志平任副手,张志松又其次,王志明继任原职,宋德方、李志常等同议教门事。终七,宋道安以自己年老无法维持教门而让与尹志平。

这是皇帝与道士的因缘际会。表面关乎长生,其实更是关乎一个新兴王朝的信仰。

另补几段可能有关联的后续。上面说了,蒙古人以及许多北方民族都信仰佛教,也有萨满。成吉思皇帝与丘处机的相遇,大概也有他对中国道教的某种认同。

元朝确实是一个对传统文化、宗教信仰保持宽容的朝代。它的国号,本身也是对汉家文化的一种融合与继续。元代对那个孔老二也是很崇拜的。

但这里面有均衡、制衡的用意。它继承汉文化,并不意味着彻底安于其中。这个帝国毕竟是通过血腥战争完成的易姓革命,带有不安。它同样期望有新的力量能够对眼前强大的汉文化形成制衡。

成吉思皇帝对道教的推崇,促成了一幕生动局面。但当蒙古国真正号“元”后,元帝国对汉文化土壤里生发出来的道教却有了很多谨慎。在一次关键的释道论辩中,当局明白地表达了对佛教的支持。就连藏传佛教的势力,都波及蒙古草原。

不止如此。随着蒙古人的势力扩张至遥远的欧洲,帝国对基督教文明开始有了引入、借力的用意。元世祖忽必烈早在任大汗时,就已经显示出对基督教的宽容。

《马可波罗行纪》第七章“大汗命波罗弟兄二人使教皇所”记载说, 马可波罗弟兄接受忽必烈觐见后,为他讲述了拉丁人的事情,忽必烈很喜欢。于是命令他们担任使臣,欲遣往教皇所。二人答应。忽必烈让人修书一封,让兄弟二人带去,呈赍教皇。

在信中,忽必烈希望教皇遣送100个熟知基督教律,通晓“七艺”的人过来。他们须知辩论,并用推论,对于偶像教徒及其他共语之人,明白证明基督教为最优之教,他教皆为伪教。如能证明此事,忽必烈将同其所属臣民,将为基督教徒,并为教会之臣仆。此外,忽必烈还让马可波罗将耶路撒冷救世主墓上之灯油携还。

当时是1268年,距忽必烈成为元代第一个皇帝仅两年,以一个帝国锻造者身份向异域宗教表达皈依之意,说明了当时基督教的影响力以及忽必烈在文化上的胸怀。

所谓“七艺”,不是古代中国的“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而指欧洲中世纪的文法、论理学、修辞学,算数,几何学,音乐,天文学。

忽必烈想把基督教与欧洲主流学术传统移植中国,但又对它保持一点距离,即如果能证明它是最优的宗教,才会投身基督,成为它的教界子民。

当时忽必烈已53岁,对中原文明早已谙熟。早在他担任藩王时,就一直思考“大有为于天下”,热心中原文化,先后任命许多汉人学者。当时的中国,佛教最普及,道教也大行。

当忽必烈成为真正的元帝国君王后,大概他对汉文化就担忧起来。 是的,喜欢汉文化,不等于会让渡政治权力与文化权力。在四大社会等级中,汉人其实只排在蒙古人、色目人(西域各民族总称)之后,仅列南人(原南宋统治下的汉人及其他各族人)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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