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感受恰恰相反。

       至巧古物，大都不是百工技艺自发而成，而多由官家或贵族的精致生活诉求驱动。当然也有某些士人专注于此，比如张衡发明浑天仪。但他毕竟也是拿它来作为贡献的。而且，他本就是贵族，不能代表底层民众尤其百工。

       相反感受的另一面还体现在这里：每当至巧手工物品出现时，往往还是一个社会步入成熟、开始消磨的特征。

       当一件东西从实用器物变为一种只用来把玩的所谓艺术品后，当什么东西都要讲究时，比如官家大搞青铜器、陶器、瓷器，或者繁复无比的茶道，成为风潮后，它们根本就不是普通民众的生活诉求了。这个社会的整体有着保守、复古的特征，一切都走向圆润、和谐、中正，它看上去稳定、有礼，但是，似乎酝酿着某种自灭的力量。因为，这里有一种严苛过度的秩序，不能变更。

       底层民众的生活，遵循着最为经济的规律。他们的器物，以实用为第一位，然后才会追求所谓美感。比如，20多年前，我还常常活在故乡的时候，人家庭院里的挂着的镰刀、铁铲，总有一种粗拙，把手光洁，黑黝黝，草痕斑斑，豁口多多，锋利无比，但你会忍不住去抚摸它们的把手。

       平民的家什、器物，大都以约定俗成的低姿态存在于世俗生活里。它们实用、大量、廉价。

用日本近代工艺大师柳宗悦在其名著《工艺之道》里的话说，这些器物，与创造它们的大众，透露着“自然的睿智”，他们之间“充满相爱的秩序之美”。

       再没有比这句“充满相爱的秩序之美”更贴近那种民间生活的特征了，普通民众与他们创造的器物之间的那种感情，从不疏离。

       去过一些博物馆，见过一些精品。越是称得上镇馆之宝的，越有一种易逝的感觉。精致的器物，总有一种易碎的特征。尽管它们或已存留几千年，却充满一种病态的美。

       过去，我认为，美的东西都有一种病态，就像一朵美丽的花，你注视，生怕它零落成泥；就像一个美丽女子，你倾情，不舍，怕她无声远去。你的内心，是以占有的心态迷恋它或她，潜意识里，你似乎在给它或她灌注一种虚幻的健康色彩。

       这里面有一种无形的交易。

       我已从心底剥离这种感受。真正的美的东西，它本身就散发着一种自足的健康气息，你被一种饱满的生命力感染着。这样的器物，它们从来就未层远离大众生活。

       因为没有远离，所以，它们身上总有一种粗粝。粗粝就是一种生命力。

       工厂流水线上下来的东西，理性的意识会让你很少与它厮磨，你把玩它，有时只是娱乐与情感的交易。手工锻造的东西，你与它之间是情感的交流，你的生活与它自然关联一起。

       沈括生在北宋，博闻强记，是个典型的知识考古主义者，带着徒隶游历多多。他的百科全书式的文字，透露着一种社会大分工背景，更有一种承平时代的优游的心态。他属于一个时代的总结者。

       赵匡胤的卧榻情结成就了一个知识分子星河灿烂的大宋。沈括的身份、地位，可能让他失去了体会下层社会真实的能力，他可能看不到，那至巧器物的背后，百工们如何努力迎合贵族们精致的生活。而不远处，无数民众满目疮痍，附丽着一个表面优容的世界。他们的器物，在漆黑的灶台、庭院，几乎无人觉察到它们的存在。

       器物的精巧程度，关联着社会组织、权力、知识、劳动、效率的分配。上层人士把玩的奇珍异品越多，下层民众的生活便愈沉默。

       柳宗悦有 着类似的表述。他亲眼目睹了日本近代工业文明对传统文化及精神的戕害。起初，他还只是隐晦地说，“我曾亲眼看到某个社会组织的恶化”。不过，最终他未能忍住怒火，强烈宣称，病态的日本社会就是恶化的社会组织，它泯灭了日本工艺，导致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疏离，整个社会失去公共之美，“无数的器物惨遭横死”。

     “今天的太阳依然从东方升起，而工艺的世界却沉没在黑暗里。”柳宗悦说，美被某种力量劫持、虐待，日复一日的衰退，最终堕入深渊，或者成为被供奉的神龛，远离了人间烟火。

       沈括当然看不到这些。我们看到了，却无法回避一个机械复制的中国。整个中国社会，在一段歇斯底里的变革之后，仿佛打了鸡血一样，正将自己变成一个巨大的后现代主义的赝品。当无数复制的器物陈列在橱窗，我想说，愈精致，愈死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