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以美文著称的作家，之前我一直认为他们太通透、对语言与修辞的喜好远胜过内涵，就象一般人眼中，那种着装华美的青年，总让人觉得太过浅薄一样。

      但是，重读纪伯伦《先知》（人民文学出版社，冰心译，1957年版）一遍，却没了这感觉。而在高三时，我还在笔记本上抄写过他许多句子。

      感觉甚至相反。我觉得，他们挑战人生或社会重大问题的勇气，某种程度上，要胜过那些以抽象思辩著称的哲学家与理论家。

     《先知》中，纪伯伦选择了26个最基本的人生问题：爱、婚姻、孩子、施与、饮食、工作、喜乐与悲哀、居屋、衣服、买卖、罪与罚、法律、自由、理性与热情、苦痛、自知、讲授（或教育）、友谊、谈话、时光、善恶、祈祷、逸乐、美、宗教、死。

      显然，无一不是生活中最为常见的话题。在一般人眼中，它们属于知其然而不知所以然的话题，甚至常常是有意回避的一类。这种话题，在哲学家们那里，当然是重点，但是他们往往杜绝直抒胸臆，而是用尽腾挪，建立起庞大体系，试图解决全部问题。

      纪伯伦的方式是直面它们，而且他还采用“先知”的口吻与视角。这种视角容易让人产生腻烦，普通人如此，那些认为世上有先知的人，尤其是教徒，更会认为，这是僭越神灵，蛊惑民生。凭什么，你一个40岁的男人，有什么资格向人们回答它们。

      这可见纪伯伦的勇气，事实上，这首长诗（散文诗）的确见证了他作为20世纪前叶一个伟大诗人的价值（另有17年处在19世纪）。他以感性的文字创造了不逊于欧洲喜欢庞大体系的哲学家们。

      而具体的文字感受，需要细细品位了。我在其中读到了：博爱；宗教情怀、平民情怀以及两者的统一；后殖民主义；不抵抗主义；孔夫子式的内省；精神不朽与轮回。

      尤其是他的宗教情怀与平民情怀。纪伯伦是叙利亚人，但12岁到14岁、20岁到25岁都在美国接受教育，之后又遍游欧洲。他的宗教情怀中，有阿拉伯、基督教、犹太教甚至佛教思想融合的痕迹，《先知》中的上帝，并没有确定来自基督教，它的神性色彩完全可以容纳其他类别。而且，文章中的“先知”或“上帝”也没有宗教世界中的基于等级差别的“智慧暴力”倾向，没有恐吓式的语言。

      我没有读过他更细致的年谱，不清楚他是否同时受到这种影响。但是人类宗教的诞生的动力，往往相通，也许正是他的感性文字，让它们在源头产生了共鸣。

      但是，独特的人生游历，造就了他这么一个独立于中东、欧美等西方文化世界的诗人。他甚至有近东（农耕文明或大河文明）的思维，尤其是中国古代释家道家融合的知识分子的思维，也与日本古典文人思维相近。冰人（谢婉莹）在序言中，也说，当她于1927年冬天读到《先知》时，便感到了一种“满含东方气息的超妙的哲理和流丽的文词，予我以极深的印象”。

     至于跟印度文学泰斗诗匠泰戈尔之间的相似，那更是许多学者关注的焦点。

     再去找找纪伯伦其他作品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