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被后人树立成为公而忘家的劳动模范。但是，《史记》“夏本纪第二”的一句话，让我感觉一种复杂的心理被侮辱了。

     原话如此：“禹乃遂与益、后稷奉帝命，命诸侯百姓兴人徒以傅土，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禹伤先人父鲧功之不成受诛，乃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

     有三个字眼让我感觉不是滋味。一“伤”，二“焦”，三“不敢”。

     禹“伤”的自然是父亲鲧被杀。被杀原因是，帝尧之时的滔天洪水，他花了9年没能治理成功，有负尧之成命，后被舜杀死。禹之“伤”是一种丧父的痛苦，缅怀，惋惜，更有心理忌惮。

     禹“焦”的是思考，父亲以直接的阻、挡方式来对抗洪水，自然是愚蠢之方，这让禹不得不思考合理的治理方式，即疏导泄洪。“焦”显示出他内心的一种恐惧。

     如此，三过家门，他还“敢”入么？“敢”更是直接强化并展示了“伤”与“焦”带来的行为效果。

     帝尧就是禹的杀父仇人。虽然他们同属黄帝的子孙。尧是喾（高辛）之子，蟜极之孙，玄嚣（青阳）之重孙（《现代汉语词典》等同曾孙），黄帝之玄孙；而鲧则是颛顼（高阳）之子，昌意之孙，黄帝之重孙。

     论辈分，鲧为尧之堂叔。也就是说，尧因为治水不力之因而杀了他的堂叔。《史记》“夏本纪第二”，尧此前征询五岳，问谁更适合治水，后者说鲧，尧说鲧“负命毁族”，即违命破坏整个氏族。

     《山海经》记载了了一个难以圆说的“负命毁族”的原因，即当初“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

     但是，如果鲧是在尧征询五岳之前，偷盗息壤，那他虽然行为失当，但目标却是治水，毕竟你尧帝不能放着这好东西不用。鲧与普罗米修斯窃火一样，毕竟为了民众之利。如果鲧窃息壤是在他治水中间，那尧的行为就更为自私，息壤毕竟是个好东西，不给别人调配资源，何来支持？

     《史记》“夏本纪第二”原话如此：于是尧听四岳，用鲧治水。九年而水不息，功用不成。于是帝尧乃求人，更得舜，舜登用，摄行天资之政，巡狩。行视鲧之治水无状，乃殛鲧于羽山以死。天下皆以舜之诛为是。于是舜举鲧子禹，而使续鲧之业。

     这不太可能，因为舜是一个极为善良之人，想想看，他遭遇父亲、同父异母兄弟象的多种办法残害，都没有以怨报怨，怎么会主动杀害一个黄帝的重孙呢？何况舜不是黄帝的嫡系亲族，刚刚摄行天子之政，哪里如此残暴？

     所以，我认为，所谓“负命毁族”恐怕就是后代史家美化尧，为其残杀鲧找了个合理的理由，并让舜充当了监斩人。

     禹确实有德有仁，他遗忘杀父之仇，承担大任去治水，成为古代家族命运超越个人意志的最好解说者，但他毕竟是人，所以他“伤”，他“焦”，他“不敢”。这是一颗多么复杂的灵魂。

     中学历史教材中，说禹破坏了禅让制，将位传与其子启。《史记》并非如此记载：十年，帝禹东巡狩，至于会稽而崩。以天下授益。

     “益”即舜之子。可见禹之清白。但是，由于益此前辅佐禹功劳不大，诸侯并不附和他，而转而支持禹之子启。于是启即天子之位。

     这所有一切，都是美化之后的历史，是正史。我相信上古民风单纯，但是我不相信古人没有私心，启继位背后，是否有惊心动魄的权位之争，那不是一个神话式的历史著作所能掩盖的。

     善乃人之天性，恶亦如此，否认就难成为人本身。在原始大同向阶级社会的过渡中，一样有人性的提升，一样有光怪陆离，一样有延续至今的丑陋与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