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说文》意“视也”，《尔雅》曰：“察也”。内省者，就是要自行省察，自我反省。
内省作为儒家道德修养的一种重要方法，强调自我的省察与认知，是儒家修身的一步重要工作。儒家关于“反身自省”的修身方法，是由孔子最早提出而来。
《论语》中谓君子必须从三个方面反省自己，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朱熹《论语集注》说：“尽而之谓忠，以实之谓信。传，谓受之于师；习，谓熟之于己。曾子以此三者，日省其身，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其自治诚切如此，可谓得为学之本矣。”
这里曾参的“三省吾身”也并非是其独创，修身之法来源于孔子的“内省”，子曰：“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论语·颜渊》）孔子的许多观点和思想是通过他的弟子们的言语表达出来的，可以说，曾子“三省吾身”的思想就是孔子“内省”思想的具体描述。“忠”是“尽己”、“为人”的、自内向外的情操，是自我省察端正思想意识，使人与人的关系达到合理的规范。
孔子认为，一个人的道德完善要靠自己的努力来达到。他对颜回说：“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论语·颜渊》）要使自己有仁德，把自己培养成为的道德的仁人，只有靠自己，而不能别人。因此，孔子认为仁德并不是遥不可及的东西，要达到它的关键在于自己的努力，“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孔子主张在道德修养上，一个人应该严格地要求自己而不是苛求于人：“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论语·卫灵公》），“不怨天，不尤人”（《论语·里仁》）。见了有德性的贤人，就应该想向他看齐，见了不贤的人，便从内心上省察自己有没有和他一样的不贤之处。只有“内省不疚”（《论语·颜渊》），才能成为无所忧患，无所畏惧的人。
    只要约束自己，就会很少犯过失。但是，要能做到这一点，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为此，孔子感叹：“己矣乎！吾未见能见其过而内讼者也。”（《论语·公治长》）有鉴于此，孔子的弟子曾参就提出了上面的“三省”其身的方法。那么，对于省身，孔子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下方面：
一是迁善改过。孔子说：“主忠信，毋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论语·子罕》）子贡说：“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论语·子张》）知过而不改，这就更错了，“过而不改，是谓过矣。”（《论语·卫灵公》）
二是勤加自勉。即己不如人，应尽力求胜；如有过人之处，亦应自谦。孔子说：“出则事公卿，入则事父兄，丧事不敢不勉，不为酒困，何有于我哉？”（《论语·子罕》）又说：“见善如不及，见不如探汤，吾见其人矣，吾闻其语矣，未见其人也。”（《论语·季氏》）意即见了好的人和事，连忙想去接近，就像心里只恐赶不上似的，见了不好的人和事，连忙我避让，就像自己的手要摸到热汤似的，我曾经见过这种人，我也听过这样的话。至于隐居避世来成就自己的志愿，遵义而行来实现平生所抱的大道，我曾听过这样的话，未能见过这样的人。
三是自强不息。即努力向上，培养毅力。惟有自强不息，才能收获效果。孔子说：“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实者有矣夫！”（《论语·子罕》）又说：“譬如为山，未成一篑，止，吾止也。譬如平地，虽覆一篑，进，吾往也。”（《论语·子罕》）能否省身，成功或失败，其关键完全决定自己是否有毅力。而其后，孟子也承继了孔子的内省思想。

    孟子从“有诸己之谓信”（《孟子·尽心下》），即在道德修养上从严律己，而不苛责于人的基本思想出发，详细的阐述了“省身”即“自反之道”。《孟子·离娄下》）如果别人对我蛮横无礼，那么君子就一定要先自我反省。反身自省的结果是感到自己并没的违背仁、礼等道德原则，并没有做的不对的地方，而那么还是蛮横无礼，这只能说明那个人是胡闹的家伙。所以碰到横逆之事，必须首先反省自问，这就是“君子有终身之忧，无一朝之患”。

孟子说：“爱人不亲，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治；礼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其身正而天下归之。”（《孟子·离娄上》）由此可见，反身内省的功夫是修身的一个根本方法。
    孟子比喻说：“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后发；发而不中，不怨胜己者，反求诸己而已矣。”（《孟子·公孙丑上》）行仁的人好比射箭的人一样；射箭的人先端正自己的姿态而后放箭；如果没有射中，不埋怨那些胜过自己的人，而是应该内省自问。内省自问如果做到了诚实无妄，那一切都按“善”这个根本原则办事，那就是最大的快乐了。

   所谓慎独，就是要求自己不仅在人群中，而且在别人看不到的听不到独自一个人的情况下，也能十分谨慎的进行内心的反省与认知，坚持必遵从道德的基本原则与方法。《大学》说：“君子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非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诸人者，未之有也。”有善于己，然后可以责人之善；无恶于己，然后可以正人之恶。又说：“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故君子必慎其独也。”这就要求一个人在独处时更要内省自己，时刻提醒自己有没有背离君子之德。
   反身内省、慎独不仅是一种高度道德的自觉性的表现，而是一种很高的道德境界，也是一种儒家追求至善的心路历程。《中庸》中也同样谈到：“君子之道本诸身”，强调自身的道德修养，要求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即君子因现在所居之位而为其所当为。又说：“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自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由此可见，儒家的内省说，强调了道德修养方面的自律性和自觉性原则，也为广大仕子提供了具有普遍意义的道德修养之法。朱熹也认为，自反内省是“自为学之本”，是抓住了道德修养的根本。他认为在两种情况之下，应该加强“省察”，一是“省察于将发之际”，即在不良念头刚刚露头时，就应该进行反省和检查，将其消灭在“始萌”之中；二是“省察于已发之后”，即在不良言行暴露后，要及时进行检查和纠正，不让其继续滋长。

悟，这里有两个意思，第一指觉醒、觉悟。《尚书·顾命》有载：“今天降疾殆，弗与弗悟。”第二指理解、领会。汉时班彪在其《王命论》中言：“悟戍卒之言，断怀土之情。”由此可见，自悟的意思是，自己觉醒、自己觉悟、自己领会、自己理解。
   佛学讲的悟是一种方法，而儒学的悟更多的是一种心理的状态。儒家讲悟，则是要明经之大意，得书之要理，以出仕为用。《中庸》言：“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就是说自己首先要得悟才能自得，不悟则无法得道之真言，也就没有办法应用于实际。悟是省之后内心世界的调理过程，是对内省的一种梳理和完善，从而达到完美的人格和理想的信念。
   同样，对于后继的儒家学者们，无一不把自悟做为教育自己与教育他人的一个主要手段。孟子倡导的尽心知性则是一种反省内心的认识和悟与其道的修炼方法。他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这里的“心”与“性”，“性”与“天”皆是一种自悟的结果。朱子读书六法，其一便是“虚心涵泳”。所谓“虚心”，就是读书时要虚怀若谷，静心思虑，仔细体会书中之意，不要先入为主，牵强附会。所谓“涵泳”，是指读书时要反复咀嚼，耐心理解与领会。可见，体会书道是读书的一个重要目标，而不是死读书。当然圣人之言也不是一天两天就能理解和领会的，需要内心的一个长期调整、吸收与内化的过程。孔子云“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中庸》），强调以平常心去体悟其中之道。而欧阳修、宋祁等人著《新唐书·李至远传》中曰：“少有晤，能治《尚书》、《左氏春秋》”。此处之“晤”便是自悟之意，体悟到经文之深邃之意，便能理解与领会到经典中的含义。周敦颐则提出“主静”说，认为“无欲故静”，就是要求去静处体悟，通过静坐，修能神悟。
    集儒学之大成的朱熹更是以悟而得其道的。据陈来考证，朱熹的第一次中和之悟发生在乾道二年丙戌（朱子37岁）夏秋间。[4]这次中和之悟表明了朱熹的兴趣中心发生了重要的转变。就我与道为一的角度而言，朱熹的视点从道转向了我，从理转向了心；就修道的工夫而言，朱熹的注意力从重理性的格物精义转向了重体验的心地工夫，并把下学用功的起点与修道主体的心性联系起来。[5]这一次的悟也让朱熹明白，已发是性，未发是性，心无时不动而为用，惟有性体寂然未发。

    当然，自悟的内容与形式可能有所不同，那么得到的结果也就大为不同。孔子之后，儒生们对于人生和经典有人自己的看法。孔子的伟大不仅在于对经典的整理、继承和传播，更在于其没有把经典教条化，他的性命观、天人观和本体观都为后来人发展留下了广阔的空间。汉代对于经典的出处和悟法不同区分了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魏晋的儒学玄学化，隋唐的儒学佛学化，宋明承儒学之高峰有了理学和心学，到了明清的实学，无不是儒生们根据个人的体验与外在的需要得到的自我之悟。

   陆九渊要求其弟子静门以悟，通过较长时间的静坐与思索，达到心体“澄莹”的境界，获得一种神秘的心理体验和心灵飞跃。随后王守仁又对这一思想进一步地发挥，他认为道德之事无欲外求而需观其本身而得之，因此需做“静处体悟”的功夫。而且他也主张在不断地进行体悟之中进行自我的反省与认知，从而达到身心的道德自觉。而杨慈湖所主张的静坐得悟，他还把这种方式称为“反观”，说：“尝反观，觉天地万物通为一体。”“吾性澄然清明而非物，吾性洞然无际而非量，天者，吾性中之象，地者，吾性中之形。”得出的则是一种关于万物变化的本体论。
    由此可见，自悟的结果与其方法和所思所悟的内容有着极大的关联，毕竟做为一种主观的思维方式，天生便带有强烈的唯心主义的色彩，但即便如此，这种修身的方式还是承继下来，而且成了历代儒家学子们的必修功课。

儒家的修身思想特重道德主体性，其本质意义在于开启自我生命的内心觉悟，其所展现出来的道德自律与道德实践，是一个由内向外不断通达“天”“道”的契合之路。这个心路历程所指向的是本体（心身）与客体（天道）不断转化，形成主客融合，天人合一的状态，也就是个体生命与宇宙生命从本质上达到一种无间的融合。内省把个体的道德与天道不断地磨合，形成一种真实主体与真实生命宇宙观的至善状态，这一过程的内在遥契是把天道拉进人心，使之内在化一，转化而成为形上的实体；自悟则是强调个人对天道的体验与理解的结果，引入儒学经典使其为固所有，把由内省形成的道德内在修为转化为一种思想的指引自悟的内容与悟的方向，不使其偏差，这个过程更多是把天道的客体性从自我潜在的状态挖掘出来，即通过悟这一过程把天道的内容和意义得以透显与恢宏，最后修得天人合一的状态才是儒家所期望的。

    从内省到自悟是一段极其艰难的心路历程，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踰矩。”（《论语·为政》）朱熹注曰：“圣人此言，一以示学者当优游涵泳，不可躐等而进；一以示学者当日就月将，不可半途而废也。愚谓圣人生知安行，固无积累之渐；然其心未尝自谓已至此也。是其日用之间，必有独觉其进而人不及知者。故因其近似以自名，欲学者以是为则而自勉，非心实自圣而姑为是退托也。”这样看来，修身、养性、怡情、格物、致知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需要不断地积累和学习。孟子也有名章云：“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以，所以立命也。”（《孟子·尽心上》）以此可知，人不仅要知，知性，也要懂得存养的功夫。这些工夫的无不是从内省和自悟之中得来也，须得修身，必先修己与得自悟，这才是修道之根本所在也。
   修身自内省始，至自悟便已经达到了儒家需要的道德心理状态，是一种为世事所做的准备。朱熹说：“只要人常提撕省察，念念不忘，存养久之，则是理愈蝗，虽欲志之而不可得矣。”(《朱子语类》卷十六)只有真正达到自悟的精神状态，便可以“从心所欲，不踰矩”了。内省所得到的是对自身人格品质的认同与对社会价值观的矫正，在内省中强调个人对社会丑恶面目以及自身“不仁不礼”的反省和认知，达到身心的统一，内省度越了妄为与“小人”；自悟所得到的是在自身道德有“仁”，有“礼”的条件下对“内圣外王”完善人格的内心体验和对习读经典后对“圣”“王”的理解，并一以贯之于行动之中，真正成为自己主观和客观世界中的一部分。同样，自悟度越了无知与狂妄。
     陆九渊语：“辞旨晓白，然读之者苟不切己观省，亦恐未能有益也。”（《陆九渊集》卷二十三《白鹿洞书院论语讲义》）可见，只省不悟，或是只悟不省都不能达到修身的目的。“自诚明，谓之性”，《中庸》此语意在告诉人们，人们可以通过对人的内在天性的挖掘，达到对外部世界的体认，通过对外部世界的求知得到内在本性的发扬。这里其实还有另外一种意思，就是要求人们去思考，去体悟“道”，通过一系列的内心活动达到对“天”、“性”、“人”的理解。孟子曰“心之官则思”，思之所思，想其所想，反其所反，省其所省，悟其所悟，最后自悟.
    对于内省与自悟的顺序，儒家学子们个人的修为也并尽相同，有的是因往昔多生累劫渐修,于此世圆满,如瓜熟蒂落,顺理成章,当然顿悟；有的是先悟真理,悟后起修,习气事惑,反省其身因次第等。不管何者在先，何者在后，对于历来义注重伦常与社会性的儒家来说，内省其心与自悟其道是其修身认道的必经之路。内省自己的道德与言行,自悟圣人口中、书中之道理，二者加以调理与整合，方能成“圣”成“王”，这也就是儒家的修身一语义下之所在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