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朋友的软件公司准备迁址，原因是偏居城西，离市中心过远，生活和交通均不便利，很难招到合适的技术人才。

这家软件公司所处的软件园，从市中心出发开车前往，需要50分钟，而且没有地铁相连，要是乘坐公交转来转去，起码要2个小时，周边超市、幼儿园、学校等配套更是全无。

如此偏僻且全无配套的软件园，肯定很难有软件公司入驻，包括朋友的公司在内，建筑面积近10万平方米的园区，只有稀稀落落10余家小型软件公司，近80%的办公楼处于闲置状态。而这些屈指可数的小公司，之所以选择在此落户，一是软件园办公楼租金免费，二是软件园承诺帮忙申办政策补贴。

实际上，办公楼租金免费，不仅是这家软件园的招商政策，而且散落南京各区的逾10家软件园，其绝大多数均是如此（或仅象征性超低收费），且大多入驻率不足50%。

这给我带来极大的疑惑，规模如此之大的软件园，如果租金免费，其成本如何分摊呢？各区在兴建软件园时，难道没做过必要的市场评估吗？

起初愤慨之意由然而生，各区财政耗费巨资兴建软件园，如此“赔本赚吆喝”，岂不是只为了表面政绩，而置地方财政于不顾吗？

但细究之下，却发现除了政绩诉求之外，大肆兴建软件园还另有玄机，地方政府显然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这逾10家软件园，其中相当一部分是“联合开发”性质，或通过土地划拔、或形式上通过公开市场竞拍土地（实际上捆绑诸多附加条件），如此超低的土地成本，必然会吸引众多开发商踊跃参与开发。

而开发商的利益锁定，亦往往不在于软件园招商入驻率，而在于超低地价与超高楼价之间的暴利空间，这部分收益可以在一定期限之后，通过银行抵押或出售获取巨额收益。

其实，上述“跃进式投资”，不仅局限于软件园、文创园之类，还存在于机场建设、地铁建设等。据媒体报道，我国“十二五”期间，将新修建56座机场，迁建机场16座，改(扩)建机场91座，全行业基本建设投资将达到4250亿元，而自去年5月后，我国已批准了16个机场项目的建议书、可研报告，其中迁建、扩建、改造工程有12个，新建项目4个。

当然，兴建机场与兴建软件园的操作手法，在形式上存在差别，但是，隐于后的由低地价与高楼价所构成的暴利空间，其内在驱动逻辑却近乎异曲同工。众多人口不足200万的城市之所以要兴建机场、人口500万的要兴建五、六条地铁线路，不仅因为地方政府盲目追求形象工程，而更在于通过大建机场和地铁，可以迅速拉高周边原本超低的地价，由此轻易获取巨额的短期收益。之于与当地经济承载能力极不匹配的机场和地铁，其日常维护的巨大成本、短期收益与长期亏损如何平衡，相关主政官员则往往会故意视而不见。

再说说部分地方“楼堂馆所”的“跃进式投资”，据最新一期《中国经营报》报道，武当山旅游经济特区管委会人均办公面积高达453平方米，是国家标准的25倍。可以想象一下，人均453平方米的办公面积，是个什么概念，这种环境甚至会让人产生一种孤寂恐慌之感。

地方政府果真好大喜功至此吗？事实可能不仅如此，因为地方政府兴建办公大楼，土地往往是划拔性质，地价成本超低，所以地方政府会有“不建白不建”的想法，既可让自己有宽阔的办公环境，多余部分（如服务楼、会议中心之类）还可以对外出租以充小金库之用。而据笔者观察所知，众多城市的厅局办公大楼，其一楼甚至多楼对外出租，早已成为普遍现象。

基于此，近年来，诸如软件园之类的“跃进式投资”，之所以与市场现状屡屡相违，而仍能大肆兴建，不仅在于地方政府的好大喜功，更在于土地划拔（以及形为竞拍实为指定）与真正的公开市场竞拍之间巨大的土地价差，这种价差既可以给地方政府带来短期的收益，还可以通过与民企的捆绑形成利润输送。

可喜的是，对“跃进式投资”所可能滋生的诸多负面效应，新一届政府已经认识到其危害，在5月13日的国务院电视电话会议上，李克强总理明确表态“靠刺激和政府投资实现目标空间已不大”，而对屡禁不止的“楼堂馆所”兴建之风，新一届政府更已着手整治，5月18日中央政府网站发布《国务院通知清查修建政府性楼堂馆所情况》。

对此，我们期待新一届政府能够切实扭转“跃进式投资”的地方惯性，而如若对此进行根治，我们还希望，今后此类“跃进式投资”规划应对民意更加公开，此类“跃进式投资”的市场评估应交由第三方机构，此外，还应形成更为系统的地方投资考核和问责机制。否则，任由此歪风滋长，则此类投资将会给地方财政带来长远的包袱，而当下对地方政府兴建楼堂馆所的禁令，亦有可能落空。

本文发于《东方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