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月4日—6日举办的2012年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上，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吴晓灵作了《应放宽信贷市场准入门槛》的演讲。

吴晓灵在演讲中强调了利率市场化的重要性，并给我国利率市场化提供了可行性路径。但是，她同时认为短期内不宜彻底放开存贷利差。其理由是，“国家在银行改制的过程当中，背了很多的财务负担，那么在一定的时间之内保持银行的存贷款利差，保持银行的一定的盈利能力，是为了要更好的尽早的来偿还过去的历史欠帐。”

确实，在我国银行业改制（1998—2004年）过程中，面对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一度高达25%左右的坏帐率，国家通过持续注资、剥离不良资产等手段，总计投入了近4万亿元的资金，才陆续换来我国银行业资本充足率的相对合规，并继而迎来2005年后五大行（以及股份制银行）的陆续上市。

基于此，在一定阶段内保持利差垄断，通过设立“存款利率上限”和“贷款利率下限”，让我国银行业享受高额利差收益，从而为偿还历史欠帐提供便利。否则，高达近4万亿元的历史欠帐，要么会压垮我国银行业，要么会增加我国财政负担。

但是，如果仔细核算我国银行业改制后的财务状况，则“垄断利差偿还历史欠帐”的理由，之于当下而言已不存在。剔除2001—2005年我国银行业不良贷款比例从16.6%下降至 4.2%这个阶段，姑且从2006年算起：2006年我国银行业税前利润为3379亿元（税后利润约合2700亿元）、2007年我国主要商业银行利润为2987亿元（其他银行以占比2╱5计，则银行业总体利润约为5000亿元，税后利润约为4000亿元）、2008年我国银行业税后利润为5734亿元、2009年我国银行业税后利润为6684亿元、2010年我国银行业税后利润为8991亿元、2011年上市银行净利润预计为8600亿左右（非上市银行以占比1╱3计，则银行业总体净利润约为12900亿元）。六年间，我国银行业税后利润（净利润）上涨近4.8倍，年均复合增长率高达40%以上。

通过以上核算可以得知，仅2006—2011年六年间，我国银行业累计税后利润即已高达4.1万亿元。而我国在1998－2004年间对银行业的持续注资和剥离不良资产，累计亦不超过4万亿元，更何况相当部分通过国家财政已经予以冲销。

仅近六年间，我国银行业的累计净利润即已超过其历史欠帐，如去除国家财政已冲销部分，则我国银行业的累计净利润早已覆盖其历史欠帐，所以说“垄断利差偿还历史欠帐”的理由已不存在。

当然，上述仅证明我国银行业六年间的累计净利润超过其历史欠帐。如果有人据此认为，我国银行业的国有股份收益与近4万亿欠帐仍相距甚远，则显然又谬之千里——其一，我国银行业国有股份占比银行业总资产一直保持在60%以上，国有股份亦为我国银行业垄断利差的最大收益方；其二，占我国银行业总资产约为2╱3的上市银行，其流通股分红一直微乎其微（分红率仅为10%—20%），与成熟资本市场银行股50%以上的分红率不可同日而语。

我国银行业持续的利差垄断，在造成我国银行业持续垄断自肥的同时，已严重削弱我国实体经济的发展潜力（近年来，我国银行业利润总额已占到实体经济利润总和的80%左右），并变相繁荣了我国民间的非法借贷市场（以2011年流通中现金约5万亿为例，民间借贷规模以其一半估计，则已高达2.5万亿左右），更严重制约了我国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的可能性（以当下为例，我国负利率政策已持续了24个月）。

之于当下而言，不仅“利率市场化”的大方向需要明确，而且“先放开贷款下限，再放开存款上限”的所谓渐进式改革，亦已严重不合时宜。因为，既然“垄断利差偿还历史欠帐”的理由已不存在，那么所谓渐进式的利率市场化改革亦已没有必要——如果再不明确这一点，则不仅民众在利差垄断之下仍将接受负利率的剥夺，民间火热的高利贷乱象亦将无法从根源上予以治理，而我国实体经济则更会在利差垄断之下持续萎缩。

本文发于《国际金融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