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主权信用评级遭调降，所引发的全球债市、股市、期市的巨幅震荡，是新一轮经济恐慌的开始，更可视为全球经济延续2008年次贷危机后，真正走向经济大萧条的标志。

虽然，就经济趋势而言，债市、股市、期市的波动仅是表相，促使全球经济从“危机”向真正“大萧条”恶化的，是全球经济的内在结构矛盾和不公平的货币发行制度。

推断标普调降美国信用评级，将成为全球经济走向真正大萧条的标志，并非人为主观的臆断，而是诸多因素的缠绕纠合，推动其成为标志性的事件——在美国近百年首次出现的主权信用遭调降之前，欧债危机已于今年走向积重难返之路，其严重程度已经波及到欧元区第三和第四大经济体的意大利和西班牙；地处远东另一发达经济体的日本，亦于今年３月遭受地震和核泄漏的重创，其经济在６-８年内显然难以复元；一直梦想打造又一个世界金融中心的中东地区，今年亦遭受主权债务危机和民运浪潮的波及；而唯一能寄望挽救全球经济的中国、印度、巴西等新兴经济体，今年以来的通货膨胀不仅没有得到有效遏制，反而呈现出“越调越胀”的负循环趋势。

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举世同悲之下，全球经济从“危机”走向真正“大萧条”，已呈泥牛入海之势难以回头。如果说，２００８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波动，仍仅是由货币信用引发的“危机”，那么在各国政府大力实施强势救市之后，全球经济不仅没有缓和反而呈现恶化，我们不得不承认真正的“大萧条”已经向我们走来。

此番正向我们走来的全球经济“大萧条”，是过去１０年来日益定形的全球经济的内在结构矛盾，和过去30年来美元放弃“金本位制”后所形成的全球货币发行制度，两相合力之后的必然。

在过去１０年，以美国为首的发达经济体，加速实体经济部门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步伐，而其自身经济的增长，则主要依赖于金融、地产等资产升值和海外投资回报。以美国为例，次贷危机爆发前，其金融业创造的产值占其GDP份额超过三分之一。而发达经济体看似轻松的赚钱方式，必然会无限放大其自身的消费能力，而一旦其金融业的回报难以支撑其巨额消费时，其整体经济必然会崩盘。

对于延缓和修复由此演变的经济崩盘，当然可以选择压缩财政开支、加强实体经济和抑制过度金融创新的务实办法。但是对于已习惯轻松赚钱、大胆消费的发达经济体而言，当然不会如此选择。他们仍会下意识地增加赤字、增发国债和过度金融创新，以期维持“低成本高消费”的生活。这种看似一厢情愿的做法，在１９７１后形成的几乎不受约束的美元发行机制，和发展中国家资本极度稀缺的情况下，当然有其存在的空间和一定的合理性。

此种“低成本高消费”的生活必然难以持续。当发展中国家逐渐告别资本极度稀缺，以及发达经济体债台高筑难以延续时，“低成本高消费”时代所埋下的隐患便会暴露。２００８年美国次贷危机便是隐患暴露的开始，虽然其后各国政府不计后果的强势救市，所取得的经济反弹，使得所谓的“全球经济复苏论”抬头——2010年，美国经济GDP增幅罕见地达到2.9%，欧盟的GDP增速也反弹至1.8%，而新兴经济体的平均增长更高达８%以上。

但这显然不是全球经济真正的复苏，而是全球经济走向真正“大萧条”前的回光返照。理由很简单，依靠货币过度量化宽松政策造成的投资性增长，不仅无法解决全球经济深层次的内在结构矛盾，更会如壮阳药般短期刺激后伤害全球经济的内在机理。而不公平的美元发行制度，更让全球主要经济体陷入到各扫门前雪的窘状，根本难以形成应对危机的统一战线。

新的大萧条已经向我们走来，其严重程度可能远甚于１９２９—１９４１年的全球经济大衰退——彼时的大萧条主要集中在欧美等国，亚洲的中国和印度并未受明显影响。而其演变程序和周期则可能相似，在１９３２年之前，其时的经济学界对经济衰退的鉴定仅定格为“危机”，并未上升到“大萧条”的高度，高达１２０层的帝国大厦甚至在１９３１年依然拔地而起。只有在１９３２年美国失业率攀升至２５%的时候，几乎所有人才认为最黑暗的日子来临，经济学界才普遍认为真正的大萧条已经到来。今天，仔细研究我们会发现，全球经济自２００８年次贷危机以来的演变，与１９２９—１９３２年从“危机”向真正“大萧条”的演变出奇相似。

大萧条正向我们走来。这个判断在标普调降美国信用评级、欧债波及范围加剧、新兴经济体通胀难解之当下，已日渐清晰。虽然从“危机”向真正“大萧条”恶化的过程持续了４年左右，但未来全球经济的修复周期起码需要１０年。

本文发于《国际金融报》，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