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惊鸿一瞥的是爱本身——熊哲宏文学自传》[全稿/即将出版]；31）

一

屈指算起来我13岁那年，父亲从下坪调往五里公社文教组，我们母子三人随迁离开新庄。此刻令我惊讶的是，当年我们是怎么样搬家、在旅途上又经过了什么样的劳顿、在新地方又是如何安家的，我竟然一点记忆也没留下，无论我怎样开动脑子，全力调动意识的力量——有意识地回忆——也无济于事。这多少验证了普鲁斯特说的，我们要想有意识地回忆过去，那是白费力气！因为“有意识记忆即智力记忆”对我们的往昔本身不作丝毫的保存；我们的过去往往处于“智力”的范围之外。我此刻的情形就是如此。

当然这种情况可以作一点心理机制层面上的解释：我的无意识在作怪，它压抑了我的那段经历，我今天想不起来或回忆不到了。从人生的时间之轴上回溯地看，我想必是不愿离开新庄的；我想必是一到了新地方，就会把它与新庄加以比较而感到失望的。因为五里坪的自然环境和生活条件与新庄是没得比的。我父亲是党的好干部，组织上哪里需要他就去哪里，哪里最艰苦他就到哪里上岗。他未必没有考虑到五里坪没有新庄好，若是从孩子的发展角度考虑，我们兄弟可以就近在县一中读书，但他还是把一大家子迁走了。这个地方属于鹤峰县的大山区高寒地带，海拔想必要比新庄高得多，因为冷，冬天总是要下大雪的；因为土壤比较贫瘠，主要产玉米、土豆和红薯，稻田很少，我们吃大米没法跟新庄相比了；因为缺水，最严重的是用水不方便，水质又差，想必母亲当年最不适应的是这个，我肯定也是。没有像样的天然水井，只有那种靠天来蓄水的池塘，而且我去挑水还要走挺远的，至少得二十到三十分钟。

我大脑印痕中色彩分明的五里坪是五里公社社领导——那时应该叫“五里公社革委会”——的所在地，一个有相当规模的、算是有点古老的小集镇。它坐落在由东向西一个狭长的——大约有五华里那么长——盆地中间，四面环山，但近处的山都不怎么高。也许所谓“五里坪”就因此而得名。它的东边是从崇山峻岭中突然横开出来的一马平川似的金钟大队，那条从集镇的南边擦“肩”而过的公路，就是从这个大队的正中间笔直地贯通下来的。我印象中的这条公路，就像浦东国际机场的一条飞机跑道那么宽阔、那么笔直，那么势不可挡，因为当你站在集镇那个小小的汽车站向东望去的时候，你会觉得那条公路就像是一条黄白色的缎带从天上铺展下来的，因为你所在的地势要略微偏低一些。这公路的两边呢，是那年年都会呈现的一望无际的玉米地。当我在看电影《地道战》和《地雷战》时，我就会自然联想到这片青纱帐就是打游击的最好地方。在这条路上从集镇走到金钟大队部，至少需要半个小时，若是夏天，那顶头的烈日会让你觉得那路途是何等地遥遥无期。集镇的东北端是瓦屋大队，你翻过一座小山，就可见也是一片狭长的平地。西边的山要多些，也高些，那一带是最偏僻的地方。南面虽迎面就是山，但不高，从金钟大队下来的那条公路，就是从南边的山上再翻过去的——那就通往恍若千里迢迢的县城了。

我们居住的五里小学就位于集镇的几乎正中间，坐落在靠北的一座大约只有三四百米高的凸圆形小山下。你往山上爬约五十米，就有一个操场式的大平台（学生们经常在这里搞活动），你再往下看，四座彼此断开但又毗连的全木板教室，构成了一座标准的北京四合院，占居了四四方方很大一片土地——四合院中间是一个正方形操场；南面那栋教室的前面，又有一个长方形操场。走过这个操场就是集镇的十字形街道口了，这里是熙来攘往最“繁华”的地段。你朝上走也就是往东走，就近有一个镇上惟一的旅店。此刻我仿佛就在向它走去，因为我那时喜欢做的一件事就是父母让我去买早点。这样的机会不是很多，因为买的算是奢侈品了，馒头呀，油条呀，豆腐佬呀，粽子呀，都是难得的细粮。旅店有两层楼。一楼宽敞的大厅里摆着五六个饭桌，在那油迹斑斑呈黑褐色桌面的饭桌周围，静静地呆着四条功能并不齐备的木板凳——有的少了一条腿；有的那一端腿的榫头松了，吱嘎作响的，你坐上去，没准儿那松动的榫头会夹住你的屁股；有的腿被磨损得高低不平，在本来就有点坑坑洼洼的地面上，就难保你不小心一下子翻滚到地上。我通常是先在临街的门边柜台上买票（那揉得皱皱的硬纸壳上写着是什么吃的，比如“馒头”；再就是有一枚公章印记），然后在厨房的窗口取货。在这里有一条通往楼上的楼梯，一踏就嘎嘎乱叫。上面住着孤独远行的店客，但我好像从没有上去过。

你若朝下走也就是往西走，就近就是我的中学同学戴祖强的家。我经常到他家玩儿，我们一直很要好，还同他一起上山打柴。他家在铺满黑白鹅卵石的街道的南边，一户殷实的富裕人家，一进门就是高大空旷的堂屋，可光线不怎么好，给人以幽暗的感觉。然后穿过两侧的过道（同学的卧室就在右侧过道处），便有柳暗花明的喜悦，那就来到了很大的一间厨房。再走出厨房，就是我最喜欢看见的菜园。那菜园可真大！各个季节的菜在那里竞相绽放，看得我可眼馋了。这时同学的母亲就会采摘一些她认为我看上的菜带回家。在这里，还可以眺望到那个不起眼的汽车站。

我家住在小学南面那栋教室的东头。有一南一北两间房，每间似乎不到十五平米。父母只好请人在东外侧搭建了一个厨房，很简陋，就那么将厚木板夹成一个外围，不仅外面经过的人可以把里面看得个一清二楚，更要命的是一到冬天，那凛冽的北风呼啸叫你直打寒颤。那么多年，直到我七六年知青下乡，我放学后都是在这样的厨房中坚持过来的。毗连我们厨房的，不知是谁家的一栋一直未完工、只有几扇主架支撑屋脊的空房子，幸好它时常堆上好些个杂物，木板哪，农具哪，家什哪，挂在横梁上的玉米和辣椒哪，还有棺材和破铜烂铁之类的，多少起到了为厨房的我们遮风挡雨的作用。

我父亲的办公室，在这四合院东北端的一栋文教组专用的小木房子里，比我们住的要新些，均有楼板，中间是堂屋，两边有四间小房。父亲在东北面那间，秘书龚光美住南北那间，会计向延科住西南那间，我爸隔壁的那间，似乎是供来客或储藏东西之用的。

我就读的五里中学，位于集镇以西约四五里路的枞树林地带，常年绿郁葱茏、野花遍地、蘑菇丛生、寂静寥廓，空气新鲜，是读书的理想地方。我上学，通常需要走三十到四十分钟。总起来说，我的中学求学生涯深深地打上了时代背景的烙印，我所掌握的知识的多寡，取决于那年头的教育环境所能提供于我的东西。初中三年我学得比较扎实（主要是因为有正常的教学秩序），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但高中两年几乎没学到什么东西，学校把大部分时间用来搞“开门办学”了。后来我经常暗自思忖，要不是我初中阶段打下的基础，恢复高考的时候我断然是考不上大学的。这里我要感恩的几位老师是：英语老师宋仁芳、张金堂，物理老师崔中伟，语文老师刘信义、刘定芳，数学老师杨年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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