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是在我不满两岁的夏天（时间久远，父母也只能毛估估，我推测应该是1970年）。当时天热，农村里有歇夏的习惯，大中午的不去地里干活，我妈和邻居的大婶们在家门口的树荫下做手工活。知了叫得贼响，让人心烦。但不知怎的，有一位大婶却清晰听到了我家里传出的异常声音，好像什么东西掉进水里似的。于是，她就提醒我妈回去看看。我妈那时候才25岁，也是风风火火的年纪，就赶紧跑回去，结果，看到我在猪圈里的臭水里挣扎，眼看就要沉下去了，她一伸手，就把我捞出来了。

先说一下我们的猪圈。烟台的农村住房，比较标准的格式是三四间正房（每间房占地面积15-20平方米），外加一个院墙。院墙内就是自己家的大院子。条件好一点的家里，一般会在院子里挖个空，垒一个猪圈，里面养猪。条件再好的，还会建一个厢房，用来储存农具和粮食，或者其他。这个猪圈的坑很深，水满的时候有近2米，是专门用于储存猪粪的，因为在没有化肥的年代，猪粪是农家的宝。每过一个月左右，就得清理一次猪圈，那是体力活，又脏又臭的猪粪，得一点点铲到院墙外再运到地里。

我家的猪圈那时候刚好清理过，又赶上下雨，猪圈里全是雨水与猪粪混杂的臭水。我当时大约在猪圈边玩儿，姐姐没看仔细，不知咋的就掉里面了。现在想想，如果大人不在家，大约几分钟以后就没命了。

第二次，我多少有点印象了，估计是三岁多（1971年）的秋天。有一天，我在家里玩儿，不知怎么的，攀爬上了家里的猪食缸的边儿，然后又掉下去了。这个缸，就是“司马光砸缸”的缸，年轻一代已经没什么印象了。对孩子来说，这个缸很高，要1.5米以上吧。农家一般用这样的大缸盛水，因为那年代还没有自来水，要去井里打水，挑回家，倒进缸里，够一家人畜两三天的用水。我家则除了水缸之外，还有一个专门用来做猪食的大缸，把两头猪几天的猪食存在里面（因为是秋天，主要是青饲料）。小孩子调皮，没地方玩儿，一只大缸也是很好的玩具。只是一旦攀到上沿，掉下去是难免的。

我妈总是很“神准”，在我掉下去不一会儿就发现了。当她看到我的时候，说我两只光脚丫子朝天，脑袋蒙在猪饲料里看不到，可把她吓坏了，又是“一把就捞上来”了。

很多年之后，我还记得当时冻得瑟瑟发抖，父母给我披上大衣，还给我吃了好东西。感觉还是不错的。

第三次，是1974-1975年的时候的一个秋天。我已经六七岁了，记得最清楚的是那天上午，我和弟弟等小伙伴在家里猪圈旁边的石榴树下面玩儿，我家厢房里，有一台石碾，有村民大嫂在磨米。记得在大家闹哄哄的时候，我突然觉得很烦躁，说了一句话，“你们都别说了”。然后，就昏迷了过去。

磨米的大嫂很快通知了我父母，我被送到乡卫生院，经过紧急抢救，清醒了过来。印象最深的是我发现有喜欢的食物蚕蛹，还很开心。那一次，被诊断是脑膜炎。而我姐姐也在前不久患过这种病，是传染性的，致死致残率很高的。幸运的是，当时的乡卫生院虽然只是比“赤脚医生”高一级别的医疗机构，居然也能治疗这样的病症。

虽说父母印象中的大难是这三次。不过，我自己倒觉得真正的灾难其实没发生。那是一个深夜，我7岁左右的时候，去乡里露天电影厂看电影，后来突然来了雨，不知怎的就跟大家走散了。等大雨过去，我一个人孤零零地走回村子，在途经一条必由的河流时，却看到石板桥被洪水淹没了。以前水不大的时候，我们也会踩着水过去。但这一次，深夜、孤身一人、洪水，我无法判断能不能过去，有点像“小马过河”故事里的小马，可惜没有妈妈可以问。

就在我准备过河的时候，后面来了村里的一个大人。他推着自行车，发现水很大，就带着我绕路到上游的“东风桥”走回村里。这一劫，在我的心里，其实更恐怖。如果不是当时遇到了大人，谁也不知道后来会是怎样的。

农村的孩子，在1970年代，其实因病死亡率是比较低的，多数的死亡是意外。而最大的意外，往往来自父母的疏忽。现在想想，也能理解父母，他们生孩子的时候多数是20岁左右，自己本就是刚长大的孩子，还没有带孩子的经验，有老人还好，如果只是自己带，更容易疏忽（我父亲还没有结婚的时候，我爷爷奶奶就都去世了，当时只有63岁）。即便到今天，生孩子的年龄延迟到24岁之后，还是有很多年轻的父母疏忽大意。

另一个重要的死因则是孩子们自己的疏忽。比如我上文说到的“东风桥”，顾名思义，是文革中修建的（50多年后，这座桥仍在，且仍能通行）。但这座桥当时除了通行，还有拦河闸的功能，算是我们当地比较大最大的水利工程。雨季的时候，闸门是打开的，秋天之后会关闸蓄水。我小学同班同学的哥哥，就因为在水闸内游泳意外溺水身亡了。而我们同龄的一个有先天性心脏病的孩子，在大家都认为生存希望不大的时候，却不知怎么的就慢慢治好了，一直活到现在。

其实，1960年代之后，中国的人口突然膨胀，与医疗条件的改善以至于大幅度降低了婴幼儿死亡率是分不开的。有统计数据说，中国1949年前的婴儿死亡率超过20%。其实可能还不止。我的奶奶先后生过9个孩子，最后活下来到成年的只有3个，我父亲是她的最后一个孩子，那时候她和我爷爷都40岁了。现在的人只怕无法理解，一对年轻的夫妇，要不断面对自己的孩子死去，是怎样的心情。我们村与我父亲同龄的一位“赤脚医生”，他们夫妇则先后生育了7个孩子，其中最小的是女儿，与我姐姐同班同学。问题是，他们的孩子全都活了下来。所以，与1949年之前相比，农村的最大变化，或许就是新生儿的死亡率大幅度降低了（网上的数据说，北京市1949年的婴儿死亡率是千分之117，1975年已经下降为千分之12.5，目前则只有千分之二）。

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这是中国的一句古话。其实，这句话的前提可以去掉，简单点说，如果是在太平世道，只要活着，总有后福。因为世界总是一天天前进，未来总会比今天更好，能活下去，不就是一种幸福吗？

后记：

从今天开始，我会在每周六（如果可能，其它时间也可以）推出一篇生活随笔类的文章。最先登场的是这个《熊孩子》系列。在这个系列里，我会着重谈一下1968-1984年期间发生在我自己和我身边的故事。目的有两个，一是为了留下往事的记忆，给孩子们，也给我们自己。另一个，是为了通过回忆，让年轻一代对过往的历史有一些反思。比如，今年是文革五十周年了，又有多少人认真想想当初的那场运动呢？到底是该彻底反思，还是动不动就有饭店等场所的怀旧呢？

如果，您是同龄人，您当时也经历过一些难以忘怀的故事，欢迎你给我留言谈一谈。如果可能，我会一并编入这个系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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