昌吉,为什么叫"昌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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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吉,为什么叫"昌吉"?
另外,自元代以来,除“仰吉八里”的地名称呼外,史籍中还有
“昌八刺”(音读喇)、“彰八里”、“掺八里”、“昌八里”等地名称呼。据我国学者考证,这些称呼其实都是一音多转,或曰一音多译,它们其实都指的是—个地方,而这个地方就在现昌吉市境内。这也进一步证实了“昌吉”是由“仰吉”转化而来的。
关于此,从清代另一位-萧雄的诗句中亦可得到印证。萧雄在清光绪年间写的《昌吉》诗中有“沿革想从昌八喇”句,说的也是这个意思。
关于“仰吉八里”的含义,据有关史载及专家考证,“仰吉”蒙语意为“场圃”,亦即游牧和种植的园地;而“八里”蒙语意为“城”。这样将两者的意思合起来,“仰吉八里”的意思便是“游牧与种植的园地之城”。根据昌吉这一带建县前曾长期为准噶尔蒙古人的游牧地,而昌吉县城东南面又有古城,所以我们认为这一说法是可信
的。
由上可知,古代的昌吉是"游牧与种植的园地",而近代与当代的昌吉也以畜牧与种植园艺业发达著称这一种偶然的巧合吗?它们之间是否有一种历史的脉络相承的关系呢?
当然,在"仰吉"这个词真正转化成汉语的"昌吉"这个词时,人们是否又给它加进了新含意,比如"昌盛吉祥",这完全也是可能与合理的。
镇,它们或是以“工”、“坝”或以“户”字为单元来区分村落。
第一次听说昌吉市三工镇、二六工镇、三畦村、佃坝乡、军户农场等地名的朋友,差不多都是一个反应:“三宫六院七十二妃啊?”扑哧地笑出声后,我也在常常思考着这样几个问题:“工”、“畦”、“坝”、“户”这些有着明显反映社会组织形式的地名是否与皇朝统治西域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这些操着“回回语”的少数民族聚居地,有着与中原屯田或水利相关的地名是历史的偶然,还是历史在这些地方曾留下过的遗迹?
揣着一大堆的疑问,我拨通了昌吉市史志办副主任刘浩的电话。“这些以工、畦、坝、户等字结尾的地名,都是清末民初用来区分村落单元的。”他说。
沿着昌吉市的地方史志溯流而上,我努力地追溯着这片看似寂静但从来都活跃在中国历史舞台上的西域古镇的历史原貌。
屯田制这个戍卫与垦耕并顾的制度曾在清朝戍边的历史上达到了新疆之最。就是在这个鼎盛时期,与屯田有关的村落名称就应运而生了。
“屯犯激变”《昌吉县乡土图志》上详细记录了光绪年间,在一个中秋节之夜“屯犯激变”的故事,我试着用今天的语言还原当时的情景:低矮的篱笆上一只火红的大公鸡“喔喔喔”地啼鸣过后,一间低矮土屋的木笆门被“嘎吱”一声推开了,一位穿着素布长衫的妇女搓着双手操着砍刀将圆木放在柴桩上,高高地举起砍刀劈起了柴火。从木笆门中挤出了男人打长的呼噜声和小孩喃喃的呓语声,在女人咣咣的劈柴声中,落了霜的戈壁滩上零星地亮起了几盏微弱的油灯。这位劈柴的女人就是从京城随夫而来,在边城的昌吉服役劳作的屯犯家属“东施”,虽被裹在厚厚的夹袄里,但她的美貌还是被看管三工片区的屯官看在了眼里。“天都麻麻亮了,咋还睡着呢?”一阵狗吠过后,一位屯官坚硬的皮靴踹开了“东施”家的木篱笆门,桌子上的高粱面、包谷面混合而成的糊糊还在冒着热气。蹲在灶台前和着猪食的“东施”闻声立刻站起,搓着衣角,没有吱声。一声响亮的鞭笞声落在了“东施”丈夫的身上,屯官抽歪了嘴巴鞭打着草席间闪躲的男人,一双眯起的眼睛却直落落地驻留在了“东施”的脸上,“东施”忙抱起衣衫褴褛的孩子,惊慌地往后躲闪着。
屯官说完啐了一口吐沫,背着手、甩着鞭子走了。
“东施”和男人喝掉了糊糊上的清汤,将碗底不多的包米面喂到了孩子的嘴里,背着铁锹拖着疲软的步子走向了工地。
给屯官洗了一天衣服的“东施”和其他屯犯的妻子一样抱着孩子,围坐在丈夫的身边等待着屯官破例的赏酒,红殷殷跳跃的火苗映衬着“东施”美丽的鸭蛋脸,使她显得格外动人和耀眼。屯官将一杯杯酒送到屯犯的手中,借着酒劲起了色心,当着众屯犯的面打起了“东施”的主意。“东施”慌忙地抛开孩子,往丈夫的身后闪躲着,孩子哭闹着扑向了屯官,屯官将孩子一脚踹开,几个屯官拉开了丈夫对他拳脚相加。就这样,一场官犯同席的中秋聚会变成了一场厮打。
队伍浩浩荡荡一路火拼,直冲向了昌吉城中,准备与当时的镇迪道(官名)一拼到底。但和历史上的许多农民起义一样,这样一支手无寸铁,甚至乏力不堪的队伍,虽因共同的愤怨而聚力强大,但在统治经验丰富、装备精良的政府面前,还是失败了。
第一次听说昌吉市三工镇、二六工镇、三畦村、佃坝乡、军户农场等地名的朋友,差不多都是一个反应:“三宫六院七十二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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