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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杉矶见闻散记三
几年前,我到洛杉矶的第一件事儿就是去报名学英语。总要去买东西或遇人打个招呼聊两句吧,这是最起码的。除了吃,与人交往更是生活必不可少的。我这个“英语盲”噢,在美国学英语让我感受到了什么叫“痛苦并快乐着”。
好在这是个四面八方都有人来的地方,给这些外来人普及当地的“普通话”已是见怪不怪的事儿了----洛杉矶到处都是英语补习班。在离家不远的一所中学里找到了一个补习班,报名手续在五分钟内完成,在一张登记表上添上姓名、地址、电话,交上十几块钱拿上一本教材再领一个写明上课时间的小纸条,我就算入学了。当时告知我,第二天就可以来上课。
第一次去上课,我挑了个后排的角落坐。没有人给你指定座位,随便,反正有足够的空座椅。之后的两个月,我就没有换过地方,偶尔去晚了,我的座椅依然空着等我。如果有新人来了选座位,别人会提醒:不,那里有人了。两个月后,我们换到另一个地方去上课,教室显得小了些,基本是满席的,有时晚来人还要到别的教室去拿个座椅来,可依然是这样,谁的地方就是谁的,人们相互帮助守护着。迟到的并不少见,有时竟然是时间过半了才来,也是直径走到他自己的座位。
我是插班生,人家都开课小一个月了。我第一次上课,老师在讲课前用手指着我介绍给大家,我能听懂的只是我的名字和“中国”,我站了起来,老师马上挥手示意我坐下,前排的同学都扭过身来,有笑着点头的,有扬起一只手的,也有“嗨”的。简短、简单。不过,之后,我感到了少有的热情,因为全班就我一个“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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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我能用一两个单词外加手势和脸上的表情与这位女教师说上一两句话的时候,已经是我上学一个月以后的事儿了。她的表情和手势比我的更丰富更生动。她告诉我:我,爸爸妈妈,菲律宾,(手势做飞机或风筝飘动的样子)美国;美国,妈妈,(手势在腹部向外划了一个半圆),我;菲律宾,我,(手势中的风筝再次飞起),NO。哈哈,我们就是这样聊天儿的,多简单多明了啊。她是生在美国的菲律宾后裔,可怜的移民二代却还没有去过祖上的那片热土。
上学的第一天,我就看到了,我的这位老师是一瘸一拐地走进教室的。一条腿上的裤腿高高地挽起,一双略显笨重的像硬塑料的黑色长筒靴子特别显眼,那应该是类似骨折后用来固定的起夹板作用的医用特制鞋。也是后来,一次课间我和她比划着聊天,我用手指了指她伤腿上的大靴子,脸上表示出了一个问号的表情,再跟上一个“对不起”。她笑着耸耸肩,说没关系。接着告诉我,在家里,她的孩子,比划着很小的孩子,在跑,她也跑,摔倒,短暂的疼痛表情,指了指她的伤腿,说了一个“三”。三处骨折吗?我看着她一脸的笑容,却无法说出希望她“多保重”“少走动”之类的话。她很爱笑,课上课下都爱笑,笑声不高,笑容很真诚。
当时我就想起了一件事儿。我去美国的前两年,教研室内一位女同事下楼扭伤了脚脖子,我们大家分着给她代课,学校领导也一再关照她好好在家休息。一个月后,这位要强的老师放心不下她的班主任工作,一瘸一拐地来上班,每次上课前都有学生来搀扶她、给她拿着教研室的高背座椅去教室。那个学期下来她被评为优秀教师了。中国人的祖训,伤筋动骨一百天。若真的是骨折了带着夹板,一个学期的休息一定是必要的,学校里不会给伤者排课的,家人也不答应她去上班呀。
后来,我们就在教室里看着我们的这位爱笑的、一直站着讲课的老师,她的长靴子变成了短靴子,再变成特制的鞋。直到有一天,她穿着一双一样的鞋走进教室的时候,前排的学生都尖叫着为她鼓掌,引起了全体学生站起来为她鼓掌。外国人似乎不像我们中国人这样爱鼓掌,至少我在上学的那几个月里,这是唯一的一次。
英语补习学校设在一所中学的一角。周一到周五每天上午8点上课到12点。中间休息一次,有20分钟的时间。休息时间,大家也只是在教室外周围走走,从不走近中学生的教学楼。看学校里的一些大树,能看出这是一所有年头的老学校了。
有好多次,我都在休息时间走到这个宽大的草坪空场边上来,看那些中学生们,远远地看他们的追跑打闹、看他们坐在路边长凳上聊天。这让我想起了临来美国前在北京的生活,只不过这里的校园在歪七扭八的绿树掩映下显得稍稍陈旧了些。
每天早上来上学,我都看到学校门口有两辆警车停在那里,从不例外。有几次中午放学时,我特意绕道走过这里,都能看到这株很显眼的大树下站着一位高大健壮的黑人警察。一副墨镜挡去了脸上的笑容,短袖上衣刹入裤内,腰间宽宽的皮带上挂着锃亮的黑色手枪皮套和一些警用的零七八碎,挺胸倒背双手显得他更煞有介事。每当这时,会有一位老教师开着一辆很小的电动车----很像是高尔夫球场上的那种车----穿梭在小路上,不高不低地说着,督促着正在向外走的学生们。我当然听不懂,我只按照我的理解给他配音:尽快离开学校直接回家不要在路上停留。谁知对不对呀,大概意思差不太多吧,至少跟树下的那尊带枪的黑铁塔形象是吻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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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机会在学校里照相的那一天,没有拍下带枪的警官,却拍下了校园里的两只松鼠。洛杉矶的松鼠是不怕人的,在哪儿都是大模大样地活动着。人,不会去伤害小动物,却可能会相互伤害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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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我们英语学校的几间教室。教室对面廊下的衣柜箱不是给我们这样的学生用的,我曾远远地看到过中学生开箱取放东西。
我们的教室有点怪,都要走上几级台阶才能开门进入。教室面南的墙上,只有高处有换气窗。我们上课时,教室的灯始终是亮着的。洛杉矶很少下雨,终年阳光明媚。为什么不开窗享受自然光呢?我没问过别人,我想,这样的设计和建筑,一定有他们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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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教师的停车处,其中一辆SUV是我们老师的坐骑。背景中老树下的那几间方块儿房子是学校的办公室,更是找不到窗户。
上学两个月后,学校要放假了,还说放假一个月后再开学要换个地方。老师通知,最后一天只上一个小时的课,然后是聚餐,希望同学们做些准备。这些是她写在黑板上,我抄下来回家找人翻译给我才知道的。
那一天,我带着卡片相机去的。一进门我就举着相机比划着问老师,可以吗?她首先转过身去问在座的同学们,一片OK声后她才跟上一个OK。这才有了我的这些照片。
那一天,上课的时候大家有些走神儿,老师也没有讲新课,只带着大家练习对话。
其实,她平时讲课也没有什么“课堂纪律”而言,谁都可以坐着随时插话、提问打断她的讲课,她也会站在前面随时提问,就叫你坐着读、叫你坐着回答。中间会有人悄悄的离开,也有悄悄进来的,很多人是工作之余来上课的,到了上班时间就要走。轻松的课堂氛围,丝毫没有影响进度,在说说笑笑中我们一页一页地翻着课本。本来就是教你说话嘛,谁说话的时候老那么严肃啊。
那一天,课堂上更加活跃,说笑声更大了。临近下课的时候,我旁边的一位小伙子把一张纸放在我的小桌上,比划着让我写中国的“你好”。我写了递给他。谁知他看着我写的那两个字后特别夸张地尖叫了起来,不顾前面老师还在讲课,高高地举起了那张纸给其他人看。又是几声尖叫。我写的字有那么怪吗?他们的表情更像是看一张画儿。他们真的没有见过中国字吗?
乱了。有几个人也拿着本举着纸向我围了过来。这个要我用中国字写她的名字,那个要我写下他随口说起我也能听懂的一个词。我抬头向前面的老师投去歉意和求助的目光。她停下讲课,对我笑着歪着头耸了耸肩,意思像是说,没有办法,我帮不了你。随后她像突然想起了什么,对我招手,示意我走到她站着的位置上去,同时招呼着同学们坐下。
我略有迟疑地走了过去。她把手中的笔递给了我,指了指黑板,对我连比划带说的。我听出了“中国”“北京”,看见了她手势中的飞机。我明白了。大意是,如果飞到北京去,他们该先学会用中国话说什么。这是让我写在黑板上教给大家说呀。她还不忘扭身问大家,OK?又是一片OK。她又看看我。这回,我也给了她一个脆声的OK。
她慢慢地蹭着走向我的座位。我等到她坐下。转过身,我在黑板上大大的写下了两个中国字:“谢谢”。
几乎是全体,都在写着,画着。很慢,抬头看看,再画。有人得意地举起来写下的字给别人看,也有人举起来给我看。在一片笑声中,我走下讲台,在一两个人的纸上修改或重写。再走回黑板前,轻轻敲了一下黑板,开始了我的课。
也就是几分钟的时间,大家很认真地随着我读了十几遍“谢谢”。
很有意思的是,当我准备走下讲台浅浅地鞠躬说声谢谢的时候,教室里还是回荡起一片的“谢谢”。真闹不懂他们是在跟读还是在致意。
那一天,也是我在洛杉矶最高兴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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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看得出,他们相互商量着做了些准备;能看得出,有些事儿他们是不带我玩儿的。没有别的原因,沟通困难呀,几乎是无法沟通着办事。
前后两期,共四个月的时间;每周五天,每天四个小时。班里始终就我一个中国人。
我的笔记本上留下了许多同班同学的签名,他们大部分是中美洲国家的人,他们大部分人说西班牙语。仅在我的笔记本上签名留念的人中,我就能找到有这些国家:墨西哥、厄瓜多尔、危地马拉、萨尔瓦多、洪都拉斯。后来,班里还来了一个斯洛伐克小伙儿,一个沙特的中年人,还有一个胖日本人。
跟我在一个班学英语的,英语水准也一定跟我差不多。这里是可以随时跳级调班的。比如那个斯洛伐克小伙子,跟我并肩坐了一个月,后来就调到中级班去了。我什么水平呢?临来美国前,从来没有跟班学过英语,只用MP4勉强听完了《新概念》第一册。字母很熟,还是跟着电脑键盘学的。听,还行;说,绝对张不开嘴。
于是,在课堂上,会时常出现这样的现象:当老师用英语说到一个词,下面一片茫然的时候,她会略作等待,只要有一个说西班牙语的同学听懂了并说出母语中的对应词,立刻班里大部分同学都会释然地发出了“啊”的声音。一次一次的,唯我还茫然啊。
后来,我回到了北京,酒桌上我说到了洛杉矶的课堂。有朋友说,多好玩儿呀,那么多国家的人挤在一间屋子里。我苦笑着摇了摇头。许多事儿,只是听着好玩儿,说着好玩儿,身在其中未必好玩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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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吃饭的时候,我插空拍照,叫到谁的名字,谁会抬头跟我表示一下的。而时过几年,写这篇博文的时候,我却记不起几个名字了。
不过,我一直记得老师的名字。
再没有了拍照的机会,我也只能用手机偷拍了,远远地偷拍,没有得到人家的OK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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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月里,每到那个“加餐”时间,小教堂院内都会有一次小小的沸腾。说说笑笑排队买吃喝,几人拿着吃喝站着围在一起。我也只有那么一两次去买杯咖啡,默默地穿过人群,满耳尽是西班牙语。小院里有六个班,大约200人,我没找到另一个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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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杉矶飞回北京,途径韩国。在韩国机场,我去逛机场内的商店,几次挑选后为自己买了一小纪念品。简单地交谈,不知道那几位韩国的女售货员是否听出了我那些英语单词中的不够纯正,反正我是听出来了,她的英语有韩国味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