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隐寺大雄宝殿有一副江庸撰写的楹联，江式高老师想把它制作成一个册页以为纪念。20多年前，江老师曾邀我协助他整理他祖父的诗稿，后来以《江庸诗选》的书名在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2001年）。这次江老师也要我为册页写点什么，几经斟酌，于是便有了下面的文字——
出道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晚清政府派遣各省提学使赴日考察学务，让公派在日本留学的江庸做“照料员”负责协调联络工作。这一年，江庸在早稻田大学师范部法制经济科学习即将毕业。而此前一年（1905年），因范源濂回国任学部主事，江庸继范氏之后经管日本法政大学中国学生速成班学务，兼任翻译和助教——江庸学业优异处事干练，早已在中国留日学生中崭露头角。
也是这一年，江庸学成归国。由于他在早稻田大学读的是“师范部”的“法制”专业，又有法政大学中国学生速成班的工作历练，一回国就成了香饽饽。先是有北洋大臣袁世凯直接聘他为北洋法政学堂教务长；还没等他到任，清廷学部就“截胡”调江庸充学部普通司司员兼京师法政学堂教务长。既而修律大臣沈家本又派他去修订法律馆专任纂修，同时兼任法律学堂教习。沈家本是晚清最著名的法学家，也是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先驱，撰有《历代刑法考》《大清新刑律》《大清现行刑律》等划时代的著作。能让沈家本这样的大学者青眼有加，委以重任，亦可见江庸非同凡俗。1913年，沈家本逝世，大总统袁世凯挽联“法学匡时为国重，高名垂后以书名”，追悼会的主持人就是江庸——这是后话。
辞官
细检整个民国时期江庸的从政经历，“辞官”是他的一个特色——司空见惯。最典型的有下列三次，这是他自传里记录过的：
民国四年（1915年），江庸时任北洋政府司法次长，奉命考察东北三省综合治理情况。回来向大总统袁世凯复命，力陈奉天（今沈阳）、吉林两省政治腐败，军务废弛，只有黑龙江省将军兼省长朱庆澜励精图治，军政、民政皆蔚然可观。鉴于奉天在三省中的地位更为重要，江庸向大总统建议调朱庆澜督奉，而另选贤能管理吉、黑两省。哪知道袁世凯大不以为然，说朱庆澜军事尚娴，奉天政务未必胜任。江庸一回去就写辞呈，而且语颇激切。以致袁世凯不得不温言慰留而才作罢。
民国六年（1917年），张勋复辟覆灭之后，冯国璋代理大总统，王士珍组阁，江庸任司法总长。大理院以内乱罪重判张勋复辟核心参与者张镇芳无期徒刑。张通过人脉关系疏通以求保赦，赦令须经司法总长副署才能生效。江庸以为：“时民国方恢复，张勋尚在逃，即赦复辟要犯，何以惩前毖后？”故拒绝副署而辞职。此事在当时影响很大，舆论许为“民国以来负政治责任辞职者，江庸是第一人”。张镇芳被判后没过几天，还是以“保外就医”放出来了。张镇芳与袁世凯是姻亲，他有个儿子叫“张伯驹”，是有名的“民国四公子”之一。
民国十二年（1923年），曹锟贿选当上大总统。其亲信李彦青以逢迎拍马之术，成为总统府收支处长，兼任北京钱局督办，权倾朝野。曹锟常对人说：“我在外面是靠着本派的各督军保我当大总统，在里面是靠着李彦青调护我的健康。我今生得此两者，可以优悠一世，死而无憾矣。”李彦青得志时，各界权贵皆以与其结交为荣。江庸时任修订法律馆总裁，不愿同流合污，毅然辞职。
士气
道不同不相为谋；君子知命，不履于险地；君子不党；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这些都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士君子为人处世的原则。
江庸出身官宦之家，祖父江怀廷，咸丰癸丑进士，有《道腴室诗稿》传世；父亲江瀚，著名学者和教育家，著有《慎所立斋诗文集》等。江庸幼承庭训，打下了深厚的文史功底。
江庸14岁，从四川巴县（今属重庆）潘清荫治制艺文；16岁，从四川荣县赵熙治诗古文，江庸与向楚、周善培并称“赵门三杰”。
江庸20岁时，还在成都中西学堂学习过英语。所以，在他的身上，既有中国传统士君子的思想气质，又有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风貌。他襟怀澹荡，刚正不阿；他精神独立，思想自由。
民国元年（1912年），江庸、汪有龄联合北京法学会同仁创办朝阳大学。取名“朝阳”，寓意“向着光明，追求进步”。学校宗旨以法学教育为核心，培养司法人才，适应民国初年法制建设的需要。朝阳大学是中国近代最早的私立法科大学之一。江庸主持编订的《朝阳大学讲义》，后来成为民国司法官考试的核心教材；而朝阳大学在业界也有了“无朝不成院”、“无朝不开庭”的美誉。
朝阳大学的首任校长是汪有龄。民国十六年（1927年），江庸接任私立朝阳大学校长。在他任内，主导学校改组为“朝阳学院”（时俗仍称“朝阳大学”），以适应国民政府教育法规的要求（“大学”须有三个以上学院）；聘请王宠惠、张知本等法学大家任教，提升教学水平和学校声誉。
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江庸因反对国民政府教育部对教员资质的审查制度，毫不犹豫辞去当了12年的校长。这次辞职自传没有记载。依照江庸的行事逻辑，“大学”改名“学院”没有问题，“改组”也是学校自己的事，而教育部对学校的教员进行资质审查，这就违背了学校的学术自由，也有损于学校的独立精神，这是他无法容忍的。
灵隐
江庸的一生志业，都没有离开一个“法”字——学法，教法，修法，执法，践法。学法：大学专业是师范部法制经济科，学业成绩优异。教法：1924年部聘国立法政大学校长，1927年任私立朝阳大学校长。修法：1906年充修订法律馆专任纂修，1920年特任修订法律馆总裁。执法：1913年任司法次长，1917年任司法总长。践法：1907年廷试第四名，归大理院以推事即用（国家大法官）；1937年以著名律师身份为“七君子”无偿辩护，声动中外影响至今。
所谓志业，包涵职业和事业。从积极的方面看，志业就是个人利益社会的活动。而人又是有灵魂的动物，作为个体，人还需要思想的修养和精神的铸造。
如果说“志业”是显性的，而“灵魂”就是隐性的。江庸的灵魂就栖息在他的诗文联语中。
江庸不愧是四川大儒赵熙的高足，在文化界颇有诗名，乃至1949年初共产党领袖毛泽东在西柏坡与江庸短暂的会晤中还问：“翊云先生近来还写诗吗？”江庸回答：“偶尔有作。”于是江庸在回沪前抄了几首诗给毛泽东，其中就有此前不久写的《感事二首》之一：
往诉还防彼怒逢，刃经屡折岂仍锋。
不辞攘臂为冯妇，只恐将头赠马童。
眼坠雾中花变色，爪留雪上雁无踪。
叶公毕竟乖真赏，性到能驯定伪龙。
深味此诗，就能让我们想到：1948年，国民政府提名国大代表，江庸不预竞选；尔后政府迫令王善祥律师让席，江庸致函拒受；及至宪法公布，蒋介石总统任命“大法官”，江庸函电力辞不就。“不辞攘臂为冯妇，只恐将头赠马童。”江庸不是不想“再作冯妇”当他的大法官，他怕的是霸王项羽自刎乌江的悲剧重演——古事今典，严丝合缝。
如果我们再联系前文所述江庸的各种“辞官”，是否更能体会他的见微知著、深谋远虑呢？
杭州西湖边的灵隐寺，乃闻名遐迩的千年古刹，1955年有过一次规模较大的修缮。恰好这一年的阴历三月，江庸从上海来到杭州旅游度假，勾留多日，还在杭州过了他的七十七周岁生日（三月二十七日）。灵隐寺修缮完后，细心的游客发现大雄宝殿有一副楹联，上联：古迹重湖山历数名贤最难忘白傅留诗苏公判牍；下联：胜缘结香火来遊初地莫虚负荷花十里桂子三秋。落款：一九五五年三月吉日
长汀江庸撰 吴敬生书。
这副楹联没有难字拗句，只要中学以上文化水平的人都能看懂。——白居易、苏轼都在杭州做过官，且都和灵隐寺的高僧有故事，至今西湖还留下了以白、苏命名的遗迹；柳永的《望海潮·东南形胜》，也不是什么偏僻的诗词，“三秋桂子，十里荷花”，一般人都耳熟能详。略懂门道的人却能看出，此联使事用典精当，语言雅致工巧，“最难忘”“莫虚负”词白意深，堪称联中翘楚。有些阅历的人，还能从联中读出一个干净磊落、一尘不染的作者来。
遗憾的是，后来这副楹联的落款已被处理覆盖，现在去已经看不到“江庸”了。
结语
江庸历经三朝，交集数主，以法学用世，用文史修身，行藏由己，俯仰自如，在“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时代，留下了一段丰神俊朗、风骨崚嶒的身影……
高福生
2025年4月
（《古典文学知识》2025年第6期刊出）
加载中，请稍候......
喜欢
加载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