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纯无悔

文、忧者无忧

想到这个话题，是因为刚看到一篇“贵圈污浊，你却清澈”的文章。而且恰逢“八一”，PLA建军87周年，我也离开部队4年有余了。

我25年的军旅生涯，基本上走的是“清纯路线”。之所以加了“基本上”，是想表达得更慎重、更内敛、更周全些。事实上，我绝非百分百的“清纯”人。所谓“清纯”，清高、纯洁之谓也。评价我清高的同事朋友不在少数。曾有一位即将离职的师政委，当着他人的面说：“小忧这个人啊，还挺纯洁。”得此评价时，“小忧”我其实已从军18年，是个中校、副团职政治处干事了。

自述“清纯”，难免让自己这张沧桑老脸略微有些发红。这个“红”，你看不见，我也看不见，但我此时的感觉确实如此。清纯人说清纯还感觉脸红，那可能真的是个清纯人。我觉得“贵圈污浊，你却清澈”颇为精彩，颇具禅意。

我的祖母、母亲是地道的农家妇女。我的父亲是生产队的“老羊倌”。我的爷爷在1945年被日本兵射杀在逃难的路上。我的兄弟姐妹也都是农家子弟。借用一个时髦的说法，我是一个“富二代”，一个富农家庭的后代。记忆中，父母一直对土改时被划为富农感到憋屈。但实实在在地，我家的成份是“富农”。又但是，我家不富反贫。

1985年时，即使当兵政审，也已经不把富农成份做为一个污点来对待了。所以，我有幸走上了后来的从军之路，并从一名“新兵蛋子”成长为一名正团职政治委员。回想曾经的从军路，我想，用“清纯”二字来形容，不至于辱没了“清纯”二字的美好。

考入军校，我是清纯的。我的高考成绩高于本科线20多分，达到了军校录取的提档线。我后来知道、当时面临的情况是：军校计划录取25人，实际提档75人，也即提三录一。我是被二哥带着前往省城太原的那所军校参加体检的，因为之前我未坐过火车、未去过省城。我在军校里没“关系”，但“关系”找到了我的头上----一位军官找到我，核对身份后说，“咱们是一个县的老乡。”在确认我想上军校的意向后，他找到负责招生的人说：“这是我老乡，你得给我照顾点，想办法把他录进来。”后来得知，这位老乡军官，是招生负责人曾经的班长。也许是有了这层不找自来的“关系”，体检结束之后不久，我接到了来自军校的录取通知。那时的我不懂得请客送礼，二哥也一定未曾请客送礼，因为我们去参加体检时，两个人只带了四、五十元钱，而且其中的30元是临时在县城里向一位族兄借来的。

军校毕业时，我是清纯的。我知道，周边的同学，有不少人在“找人”，想要分个“好地方”。有找到系领导、校领导的，有找到舰队、海军机关的，而我，一个都不想找！我的想法是，由学校里分吧，想分哪儿都成。所谓的艰苦地区艰苦单位，于我而言无所谓。只要有人生存过的地方，我就能生存。我同时把这些想法向学员队领导做了汇报。由于我表现得极为“潇洒”，我还成了“代表”，在毕业典礼上发言表示要“到基层去，到一线去，到祖国需要的地方去！”这个发言稿是相关部门人员写出来的，我只是读稿而已。还有一事得说。毕业前，我已被党支部列为发展对象，但因故未被上级党委审批通过。临离校时，教导员问我是否要把在校期间的表现写成材料装入档案。我说：“不要，坚决不要。到部队后，我从零开始从头再来。”

到部队后，我是清纯的。到旅顺某部报到后，政治处的干部干事问我有何特长爱好，想干哪一行，想到哪个连队去。我说干啥都行，分哪都行。其实我当时也根本不懂得部队里都有哪些“行”，也不知哪个连队驻扎在哪里、使命是什么。至于特长爱好，我心中有数地做了回答：“以前在军校时写过新闻、言论，曾在报纸上发过10多篇稿件。”引起了干部干事的极大兴趣－－－－这是政工干部的苗子啊。他让我拿给他看，我说东西都在托运的行李里，还未到达。他说，那你先别下连队，行李到了之后再说。大约一周后，我把那些发表过的长短稿件让他看，他向政治处主任做了汇报。然后说，好了，你先到老铁山去吧，那是团里最艰苦最偏远的连队。过段时间我们把你调到机关（政治处）来，新学员不允许留在机关。七八个月之后，我成了一名帮助工作的团单位宣传干事。刚到政治处不久，结合自身毕业前后的经历，写了篇《面对艰苦，不失潇洒》，被解放军报刊用，令同志们大为惊讶。

在连队担任代理指导员期间，我是清纯的。当宣传干事3年后，我急切想要下连队任职。于是用书面和当面两种方式，向领导表达了自己的愿望。这样，我重新回到了老铁山那个连队，成了一名代理指导员。由于使命任务转换，我们连成了留守连，人员越来越少。3年后连队搬迁时，只有10余个人了。其间，搭档了3任连长，放弃了一个调往军级机关的机会。寂寞空虚中，我组织战士们习字、演讲、写稿，尽可能充实他们的生活，提高他们的素养。参加了海军报“怎样当个好兵”征文竞赛和“活跃基层文化生活好点子竞赛，我的《大山寂寞壮人生》被刊用，”给官兵读书当好导游“获得了证书及奖品。

连队搬入市区后，刚见识了一个月的酒绿灯红，我又被调入市区之外的另一个连队。这个连队是团里的典型，在军里也站得住、叫得响。调动前，团领导征求个人意见时，我说：“如果按照个人意愿，我不想去。因为老连队比较落后不正规（好比游击队），而新连队是先进正规单位（好比正规军）。我去了，怕影响连队建设。但如果是组织决定，我服从，并努力干好，不辜负领导希望。”其结果，我是去了新单位。2年间，又搭档了两任连长。任职期间，把连队建设推到了新高度，受到海军政委杨怀庆的高度评价，他称赞连队“政治空气浓，行政管理严、伙食调节好。”

总计5年代理指导员期间，先后配合过5任连长。其中3名连长立功，1名连长受处分，自己无功无过。值得一提的是，在党委委员有争议的情况下，在政委、主任的坚持下，我提前1年晋升了工程师。临离开指导员岗位，调至一个师级机关时，正值年终总结。团政委指名道姓地对营领导说：“把小忧报上来吧，今年给他立个功。”更让我荣幸的是，政委在干部调整宣布命令大会上说：“此次岗位变化人员多，坚决不允许请吃请喝。但只有一个例外，那就是小忧。他为团里做出了贡献，争得了荣誉，又调到了上级机关。我与团长一起请他吃饭，为他送行。”

任师机关宣传干事期间，我是清纯的。代理指导员5年之后，我又来到了一个师级机关，重新成为宣传干事，且一干6年。其间，在持续的文字耕耘中，我的职务级别从副营升到了副团，但只是一个普通干事，而非一名领导干部。某年，来了兴趣，连续在解放军报发表多篇言论，让同行们惊叹不已。后期，我曾利用呈报文件的时机，向可以决定我前途的师首长表达过想要干个“实职”的愿望，但我自始至终未曾登临过首长的家门。同时，我尽管未到必须转业的年龄，但也做好了随时转业的准备。干事第6年、副团第4年时，首长把一个任职1年的团单位政治处主任安排转业，把我放到了那个腾出来的位置。任前谈话时，我对首长说：“谢谢首长的信任鼓励。我到新岗位后，如果干不明白，您可以安排我转业，我毫无怨言。”

在团政治处主任、师政治部副主任、团政治委员任上，我是清纯的。我的政治处主任干得不错，得到了师首长充分肯定。所以，在师里有了正团空缺，且有多个竞争人选时，师首长把我放到了那个岗位。后来又有团政委岗位空缺时，我又走上了团政委岗位。“江湖”上有传言，在部队里干到团职得花多少多少钱，我真的未花这个钱。我通过司机给师政委送过两条中华烟，但那是在职务晋升尘埃落定之后。

在转业问题上，我是清纯的。任正团第5年、又到干部转业时，上级首长找我谈话，征求我在走留问题上的意见。我明白，我的再上台阶基本没有希望。我知道，从军队转业到地方，已是自己必须面对的问题。但当时我的年龄并未到达必转年龄，所以可走可留。我并不恋栈，我认为晚走一年未必比现在就走要好。于是向首长表态：“我的走留，由上级首长决定。无论是走还是留，我都服从。”于是，“考虑到改善干部结构的需要”，我被安排转业了。尽管有些失落，有些不舍，我还是坦然面对了转业的到来。挺直腰板，干到了宣布命令那一天。离队前，在军网上发布了多篇”告别感言“，引起强烈反响。尽管转业后的前途命运未卜，我仍然提醒自己要充满信心。我不会为多在部队过一年团政委的“官瘾”而“摧眉折腰”。

告别军旅4年来，我亦然清纯，且过得很好。曾经短暂自疑过，在这“腐败透顶”的社会，坚持“清纯”是否是一种人生冒险。最为了解我真相的妻子曾经评价我的作为，是一种“近乎原始的坚守”。我庆幸的是，从穿上军装算起，近30年的坚守实践表明，不请、不送、不收、不黑，“清纯”带来的结果，也有可能是吉祥，是幸福，是平安！

（2014－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