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书院

辑/忧者无忧

老忧按：

近期对书院产生了兴趣，于是有了这佛学之后的的再一次“研究”。

从网上的诸多资料中，整理出这么个“摘要”来。回头看，也是辛勤劳动的成果。

我把这个“敝帚”自珍一下，放在博客里。有兴趣的博友，多看上几眼。没兴趣的博友，扫描上一眼。

这诸多书院中，我只在2005年夏天，去过湖南大学里的岳麓书院。记住个“惟楚有材，于斯为盛”。别的书院，一概未知。以后如有机会，也许可以逛逛。

还是老话，这些资料的准确性权威性，我无法保证。

（0）著名书院

中国古代书院有四大、六大、八大等说。

现在所说的“四大书院”，一般指宋代或北宋的――――湖南长沙岳麓书院、江西庐山白鹿书院、河南登封嵩阳书院（替代已毁的湖南衡阳石鼓书院）、河南商丘应天书院（又称睢阳书院）。

首提“四大书院”的，是南宋诗人宰相范成大，他认为“天下书院四：徂徕、金山、岳麓、石鼓”。

史上还曾记载的书院：岳麓书院，白鹿书院，应天书院，嵩阳书院，石鼓书院，金山书院（又名茅山书院），徂徕书院，丽泽书院，象山书院，龙门书院，东林书院。

（一）书院历史

书院，是唐宋至明清出现的一种独立的教育机构，是私人或官府所设的聚徒讲授、研究学问的场所。一般为著名学者私人创建或主持的高等学府，是“私学”。后因官府介入、控制，成为“半官学”或者“官学”。唐宋私办，元明合办（官控），清代官办，这是总趋势。选址多在山林僻静之处，是受佛教禅学影响。

“书院”之名，始于唐代。唐玄宗将原有的藏书机构乾元院更名为丽正修书院，后改名为集贤殿书院，开启了“官办书院”名称。后随着雕版印刷术的发展，供个人藏书、读书、治学的“私人书院”逐渐出现。

萌芽于唐末。唐代安史之乱以后，官学衰微。受佛教禅林寺院的影响，一些有识之士在山林胜地创办了书院。由私人藏书、读书的书院逐渐演化为学者讲学授徒、士子读书求师并进行学术研究的专门教育机构，具有了学校性质。

兴盛于宋朝。宋初，朝廷忙于征战，无暇官学。读书人希望通过读书获得功名。书院由此兴盛起来，形成我国书院教育的第一个高潮。此后北宋因“官学”兴起，“私学”的书院一度沉寂。南宋，因朱熹等理学代表人物的推动，亲自讲课，指导生徒，使得书院得以恢复和迅速发展。

受控于元朝。元朝，政府对书院采取了保护、提倡和加强控制的政策，使得书院一方面在数量上得到发展，遍及于全国许多地区；另一方面由于政府任命书院的教师，控制书院的招生、考试及学生的去向，政府拨学田给书院，使书院官学化的倾向越来越严重，许多书院甚至已经完全被纳入了地方官学系统，丧失了书院淡于名利，志在问学修身的初衷。

苟活于明清。明清的统治者，加强了对书院的控制，使书院由私学蜕变为官学，被纳入了科举系统。明清两代书院继续发展，即使明朝政府曾四次明令毁废书院，清初也有一段沉寂，但仍未能扼制书院的迅猛发展，单就数量几乎已遍及全国。

废止于清末。光绪二十七年八月（1901年9月），清廷发布上谕，重申改书院为学堂，从此书院制度失去了其存在的法律基础。1905年当科举被宣布废除后，书院也彻底消失。

综观历史，书院的发展几乎与科举的变迁同步。书院因科举盛而兴，因科举衰而亡。唐中期，科举制经过初唐的草创，达到更为完备的时候，书院产生了；宋代是重文轻武，进士备受荣耀的岁月，书院兴盛；清代，科举穷途末路被废除，书院也同时结束。

（二）明末的“四毁书院”

东林书院是明末影响最大、特点最为突出的书院。东林书院的重要特点是积极参与当时的政治活动，致力于讽议朝政，裁量人物。为此 “名大著，而忌者亦多”。

明末曾四毁书院。经历了指斥、申毁、封闭、拆毁的升级过程。第一次是嘉靖十六年(1537)御史游居敬上疏,指斥湛若水“倡其邪学，广收无赖，私创书院”。第二次是嘉靖十七年(1538)吏部尚书许赞以“官学不修，别起书院，耗财扰民”为借口,"申毁天下书院”。第三次是万历七年(1579)张居正为了整顿吏治、整顿教育,遂以书院多无实学,且“科敛民财”为理由，封闭全国书院。第四次就是天启五年(1625)魏忠贤“拆毁天下书院，首及东林”。

四毁书院的根本原因都是封建统治者加强思想控制的一项政治措施。

清初统治者鉴于明末书院“群聚党徒”、“摇撼朝廷”的教训，极力对书院采取抑制政策。清朝书院数量甚大，但除少数仍保留着书院讲学的传统外，多数同官学无大差别。清朝末年，随着封建制度的日渐瓦解，书院也江河日下。

（三）书院的特点

第一,组织精干。书院一般只设山长（或称洞主、主洞）总理其事，规模较大的增设副职。

第二,名家主讲。书院的主持人或讲学者多为当时的著名学者，甚至是某一学派的代表人物。每个书院往往就是某一学派教学和研究的中心或基地。教学活动和学术研究紧密结合。 
　　第三，学术争鸣。书院允许不同学派共同讲学，重视学术的交流和论辩。特别是南宋以后书院盛行“讲会”制度，成为书院的重要教学形式,不仅老师学生争辩,而且校内校外紧合。 
　　第四，门户开放。书院讲学实行“门户开放”，一个学者可以在几个书院讲学，听讲者也不限于本院生徒，常有慕名师而远道前来者，书院热情接待，并提供各种方便。 
　　第五，重视自修。书院比较重视生徒自学，提倡独立研讨。一般都以自修、读书为主，辅以教师指导，质疑问难。成绩考核多重平时表现，不仅视其学业，尤重人品与气节的修养。 
　　第六，尊师爱生。书院内师生关系比较融洽，师生感情相当深厚。主讲书院的名师学识渊博，品德过人，并且献身教席，热心育人。学生是慕名师而来，能够虚心求教，立志成人，尊重教师。

第七，经费自筹。书院的经费多以自筹为主，有较大的自主权，常常组织师生共同管理或监督各项开支。经费重点用于教学和学术活动,其他杂项费用所占比重甚低。

（四）“四大书院”的钦赐匾额、书院概况

北宋时期，皇帝对书院的钦赐匾额是书院地位非常重要的象征。宋太宗颁书赐额太室书院（即嵩阳书院）；宋真宗颁书赐额应天书院；宋真宗颁书赐额岳麓书院；宋仁宗钦赐匾额石鼓书院。

四大书院包括：江西庐山白鹿洞书院、湖南长沙岳麓书院、河南登封嵩阳书院（替代被毁的湖南衡阳石鼓书院)、河南商丘应天（睢阳）书院

湖南衡阳石鼓书院。位于湖南省衡阳市北石鼓山下。唐代李宽在此筑庐读书。宋太宗时代李士真重建书院。景佑二年(公元1035年)，仁宗赐名石鼓书院。韩愈、周敦颐、朱熹、张栻、范成大、辛弃疾、文天祥、徐霞客、王夫之等接踵至此，或讲学授徒，或赋诗作记，或题壁刻碑，或寻幽揽胜。明清时书院不断扩大，原有的楼、阁、亭、祠等建筑物，都在抗日战争时期被日军焚毁。1998年，国家邮政部发行“古代书院”即宋代四大书院邮票时，事先曾来石鼓书院实地考察，终因只见山石、不见书院而以河南登封嵩阳书院代之。

江西庐山白鹿洞书院。位于庐山五老峰南麓后屏山下，西有左翼山，南有卓尔山，三山环台，一水（贯道溪）中流。初为唐代洛阳人李渤与其兄隐居读书之处。后李渤为江州刺史，于隐居旧址建台，引流植花,号为白鹿洞。白鹿洞四山环合，俯视似洞，因此而名。南宋朱熹到白鹿洞书院察看遗址，请孝宗批准，筹款建屋，征集图书，聘请名师、广集生徒，亲任洞主，亲自讲学，并制定了“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等五条教规，即有名的《白鹿洞书院揭示》。成为南宋以后中国封建社会七百年书院办学的样式。至此，白鹿洞书院达到了它的鼎盛时期，与岳麓书院一样，成为宋代传习理学的重要基地。自宋至清的700年间，白鹿洞书院一直是我国宋、明理学的中心学府，陆象山、王阳明等都曾在此讲学。

湖南长沙岳麓书院。位于湖南长沙南岳七十二峰最末一峰的岳麓山脚，是我国目前保存最完好的一座古代书院。始建于北宋初期。初创的书院分有“讲堂五间，斋舍五十二间”，其中“讲堂”是老师讲学道的场所，“斋堂”则是学生平时读书学习兼有住宿的场所。宋真宗赐“岳麓书院”题额。康熙御书“学达性天”匾额，乾隆御书“道南正脉”匾额。清代的岳麓书院，集聚了一代常识博洽、德高望重的大师，培养出诸如王夫之、陶树、魏源、左宗棠、胡林翼、曾国藩、郭嵩涛、李元度、唐才常、沈荩、杨昌济等著名的湖湘学者。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在新政之议的呼声中，延续了近千年的岳麓书院正式改为湖南高等学堂。尔后相继改为湖南高等师范学校、湖南工业专门学校，1926年正式定名为湖南大学至今，历经千年，弦歌不绝，故世称“千年学府”。书院大门横匾“岳麓书院”四个大字,两边对联“惟楚有才,于斯为盛”。

河南登封嵩阳书院（石鼓书院的替代者）。位于河南省登封嵩山南麓，背靠峻极峰，面对双溪河，因坐落在嵩山之阳而得名嵩阳书院。创建于北魏孝文帝太和八年，时称嵩阳寺，至唐代改为嵩阳观，到五代时周代改建为太室书院。宋代理学的“洛学”创世人程颢、程颐兄弟都曾在嵩阳书院讲学，此后，嵩阳书院成为宋代理学的发源地之一。登封是尧、舜、禹、周公等曾经居住过的地方。据记载，先后在嵩阳书院讲学的有范仲淹、司马光、程颢、程颐、杨时、朱熹、李纲、范纯仁等二十四人，司马光的巨著《资治通鉴》第9卷至21卷就是在嵩阳书院和崇福宫完成的。西汉的“将军柏”和唐朝的“大唐碑”是其重要景点。嵩阳书院内原有古柏三株，西汉元封六年，汉武帝刘彻游嵩岳时，见柏树高大茂盛，遂封为“大将军”，“二将军”和“三将军”。赵朴初老先生留有“嵩阳有周柏，阅世三千岁”的赞美诗句。门外的大唐碑素有“嵩山碑王”之称。全称为《大唐嵩阳观纪圣德盛应以颂碑》，唐天宝三年刻立，碑高9.02米，宽2.04米，厚1.05米，碑制宏大，雕刻精美，通篇碑文1078字。大唐碑重80多吨，仅碑帽就有10多吨重。 “智立唐碑”，成为品赏大唐碑的重要内容之一。

河南商丘应天书院。又名睢阳书院、南京书院。位于商丘旧城州之东。其前身是后晋时杨悫所办的私学，后经其学生戚同文的努力，得以发展，学子们“不远千里”而至，“远近学者皆归之”。北宋政权开科取士，应天书院人才辈出，百余名学子在科举中及第的竟多达五六十人。宋真宗时，因追念太祖自立为帝，应天顺时，将宋太祖赵匡胤发迹之处宋州（今商丘）于1006年改为应天府，1014年又升为南京，处陪都地位。l009年，宋真宗将该书院正式赐额为“应天府书院”。宋仁宗时，又于l043年将应天书院这一府学改为南京国子监，使之成为北宋的最高学府之一。宋仁宗初年，著名文学家晏殊出任应天知府，聘请著名学者王洙为书院“说书”，王洙博学多才，应天府书院在他主持下“其名声著天下”。仁宗景佑二年（1035），应天府书院改为府学，晏殊又聘请因服丧而退居睢阳的范仲淹执教，任教期间，范仲淹撰写《南京书院提名记》。当时的应天府书院，是中州的一大学府，据《宋史》记载：“自五代以来，天下学校废，兴学自殊（晏殊）始。”。

（2012－5－2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