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寿寺，在象山县北七里的瑞云峰山麓新罗岙，始建于五代后汉乾祐二年（949年），距今已有一千多年历史，是象山古寺名寺之一，历代志书对它都有记载，现所见最早的、是成书于宋绍定元年（1228年）的《四明宝庆志》，载为：“瑞云峰延寿院，县北七里，旧名龙寿院，汉乾祐二年置，皇朝治平二年改赐今额。常住田九百一十四亩，山二百七十亩。”民国《象山县志》汇录了历代志书对它的记载，卷二十的《古迹考·寺》：“延寿禅寺，《浙江通志·禅院·之二》：‘〈宝庆志〉：在县北七里瑞云峰下，旧名龙寿院，一作瑞云院，汉乾祐二年置，宋治平二年改赐今额。〈嘉靖县志〉：后圮，成化间僧德师重建。〈府志〉：嘉靖三十七年重修。’《乾隆志》：‘寺有凭虚阁，应云鸑有诗。’《道光志》：‘寺有宋代石碑亭二，道光元年僧永明修。’《蓬山清话》：‘王象之所云龙寿院碑，已不可得，今寺亦不支，惟大殿诸磉大如三石瓮者，尚存数枚，及宋时度敕尚刻诸壁。’案，今详金石考。”

    延寿寺上世纪中后期被废，原寺址已被新罗岙村民用来建造民居，近年重新建造的延寿寺位于原址之北，寺内存有一碑，即宋代的《尚书省敕赐延寿寺牒碑》。

    关于延寿寺的碑刻，历代文献也多有涉及，现所见最早的是《舆地纪胜》，这是王象之编纂、成书于嘉定、宝庆间的南宋地理名著，书中对延寿寺的碑刻记为：“龙寿院记，在象山，今名延寿院，汉乾二年置，有记。”《舆地纪胜》成书略早于《四明宝庆志》，而时间比它晚的地方志书未提碑记，它倒提及了，可是，《舆地纪胜》提及的这通“龙寿院记”碑，从来没有人详细摘录过它的文字，所以，关于这通碑，后来就成了无踪的迷案。等到乾隆《象山县志》记载延寿寺时，又将《舆地纪胜》的“有记”二字改成了“郡人王说记”：“延寿禅寺，县北七里瑞云峰下，寺有凭虚阁，汉乾祐二年建，郡人王说记。”王说，鄞县人，南宋教育家，“庆历五先生”之一，他在鄞县西乡的林村建桃源书院，宋神宗赐与御书“桃源书院”额，学者称王说为桃源先生。乾隆志出现“郡人王说记”，应该不会是空穴来风，但是，仍然不见详细碑文。乾隆志成书之后三十年，即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倪象占的《蓬山清话》成书，提及龙寿院碑时，记为：“王象之所云龙寿院碑，已不可得，今寺亦不支，惟大殿诸磉大如三石瓮者，尚存数枚，及宋时度敕尚刻诸壁。”这时的寺院已破败，大殿只剩下柱础，龙寿院碑已不知去向，只有“宋时度敕尚刻诸壁”。这“度敕”，就是本文要述说的《尚书省敕赐延寿寺牒碑》。倪象占，字九三，被称为象山“一代名士”，曾参与分纂《大清一统志》，他编撰《蓬山清话》的用意，就是为了补前代方志之未载，所以，其语应该可信。

    与《尚书省敕赐延寿寺牒碑》同时所立的还有一通《尚书省劄付延寿禅寺碑》,如《蓬山清话》所记，二通碑原先立于大殿之壁。道光元年（1821年），僧永明重修延寿寺时，才将二碑移于殿外左右，并建石亭覆其上，故后来的道光志有：“寺有宋代石碑，亭二，道光元年僧永明修。”等到民国《象山县志·金石考》述及二碑时，有“相传碑亭上覆石，为飓风所坏，惜哉！”之语，可知碑亭为飓风所坏，将圮，而且“札碑字完好，牒碑字残阙。”因此，上世纪寺废后，留于原地的二碑，文字比较清晰的那一通札碑，今被象山文管会征集，而“残阙”的牒碑，后来曾作过柴油机的底座，如今被移入新建的延寿寺，置于大殿的台阶右侧。

    民国《象山县志》，篇幅浩繁、内容翔实，在历代志书的基础上，广征志材，不但实录了延寿寺二碑文字，还进行了考证。正如其《金石考·目》之按语：“录古金石刻，自宋始，欧赵二录，不及象山片石，惟王象之《舆地碑记目》记象山诸碑厥，后，于亦正《天下金石志》、孙星衍《寰宇访碑录》各有所著，至阮元《两浙金石志》详及文字矣，顾搜罗未周，考订亦多未核，今汇为一卷，已佚者存其目，残缺者存其文，其文字完全者，以碍于篇幅，别见《文征内外编》。” 

    《尚书省劄付延寿禅寺碑》，碑字完好，民国志除全文摘录外，并有一篇详细的考证，考证出此碑为鄞人郑清之拜太傅右丞相兼枢密使、封越国公后，越国府写的申文，以及尚书礼部符和庆元府的给据，象山瑞云峰延寿寺赐给郑清之作功德寺，专充其父、赠太师益国公郑若冲的香火寺。此碑现存象山文管会，无缘得见，但从民国志所录的文字来看，应该是比较完整的，不足处在于按语，中有：“额正书，‘尚书省札’四字，舆地碑目作‘龙寿院记’，在延寿寺大殿之右，今存。”又将此碑与已佚的龙寿院记，混而为一。

    寺内现存的《尚书省敕赐延寿寺牒碑》，碑面风化，辨识较难，修民国志时一共辨得七十字，无法连贯，只好按照字位摘录，前面也加了按语：“《敕赐延寿寺牒碑》，宝祐二年，正书，文分三截，字大者径各五寸，字小者径各五分，剥蚀。列衔姓名仅存一董字，碑上有亭，半圮，在延寿寺大殿之左。今存七十字，如左。”

    为了便于与后面重新辨识的碑文作比较，接下来的文字，按志书原字录，繁体，也加上标点，未加粗的是原所注小字：“第一截：尚書省，三大字，第一行；鷥舉，二大字，末行；衛國夫人謝，五小字，第一行；象山延壽禪寺，六小字，第五行；恩例以象山延壽報國禪寺，十一小字，第六行；道行僧住持□不，六小字，第七行。第二截：象，一大字，第一行；山延壽報國，五大字，第二行；禪寺為額，四大字，第三行；華，一大字，第四行。第三截：參知政事董，五大字，第一行；知樞密院事參知政事，九大字，第三行；左丞相，三大字，第六行；寶祐貳年閏六月日牒，九大字，末行。”

    同样，民国志也对这一通碑进行了考证，考证出“参知政事董”，即董槐；考证出“知枢密院事参知政事”的下面还有一个“徐”字，即徐清叟；考证出“左丞相”即谢方叔，而且根据宋时惯例，“左丞相”下面本无“谢”字。也就是说，单从残厥的字数来说，只考证出一个“徐”字来。其实，时至今日，只要传拓一下，直接就能看出“徐”字，根本不用费劲进行考证，所以，问题还是出在现场摘录碑文的人身上，因为考证的人没有看过此碑实物，只是根据摘录的文字来进行考证，而摘录碑文的人恰恰不熟悉尚书省牒的行文格式，被碑面大大小小、有草有正的字体搞糊涂了。

    敕牒，是王言的一种，《新唐书·百官志二》：“凡王言之制有七，一曰册书，……，七曰敕牒。”所以，它也是一种诏书。尚书省敕牒，就是通过尚书省下发的诏书，它有固定的格式，是一种标准的填空式文书。行文格式先是写某某事由，然后是“牒，奉敕”，填写所敕的内容，再是“牒至准敕。故牒”、日期“年月日牒”，最后是签发的官员列衔、押。

    《尚书省敕赐延寿寺牒碑》，是根据敕牒的实物勾描上石的，保留了原敕牒所有格式和字体。这种敕牒，对于填发的尚书省官员来说，是再平常不过了，就象现在填开介绍信一样简单，现在介绍信中的格式文字是印刷的，而从前的敕牒要手书，因此，在书写几个固定格式文字的时候，字迹会很潦草，笔划粗细悬殊，因为他认为，看到敕牒的人，一定个个都能知晓。但是，要知道，朝廷敕牒到了地方上，到了最基层，就不是每个人都看得见了，从未见过的大有人在，这民国录摘碑文的，就是一个，再加上碑面原本已有漶漫，又用肉眼直接辨识，所以，就将几个笔划粗的、潦草的大字，当作石纹漏录了，以致根本无法连句，只能采用字位的方式摘录。

    下为拓片中的“至准”和“故牒”四字，相当潦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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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碑高2.15米，宽1.07米，厚0.11米，梅园石质，碑头碑座尽失，上部石面残损较重，下部有多个用水泥补上的孔眼。第一截之上，碑面残，右侧有一块龙纹，中间是否有额，已不得而知。第一截，除首末二行为大字外，中间是正楷小字，所剩文字也已不多，所以着重辨辨大字。

    辨识结果，一共有大字五十三个，与民国《象山县志》所录作比较，第一截第一行尚書省下面脱了一个牒字；末行鷥舉二字，录错，应为牒奉二字。第二截第一行象，前面脱勑宜賜三个字；第二行山延壽報國；第三行禪寺為額下面脱一个牒字；第四行華，录错，应是至準二字的草书；第五行全脱，须加勑故牒三字；第六行寶祐貳年閏六月日牒。第三截第一行參知政事董；第二行知樞密院事參知政事中间脱一个兼字、下面脱一个徐字；第三行左丞相。”这中间，列衔前二行十四字，字体较小而且特别扁，日期九字，字体也较小，余下的三十个大字中，错录漏录竟有十五个，占了一半，所以，根本无法连读，辨后重新将它们连起来，为：“尚書省牒。……牒，奉勑，宜賜象山延壽報國禪寺為額，牒至，準勑，故牒。寶祐貳年閏陸月日牒。參知政事董，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徐，左丞相。”非常清楚，这是宝祐二年（1254年）六月，由左丞相、参知政事等三人共同签发、赐延寿报国禅寺额的一道敕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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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新认识《尚书省敕赐延寿寺牒碑》，有多重意义。

    《尚书省敕赐延寿寺牒碑》是根据原件勾描摹刻，所以说，它就是原件的石刻本，现存的碑虽然有残缺，但仍能直观地了解宋代敕牒的内容、行文格式、字体、书写习惯，等等。此碑将原本横卷的敕牒一分为三，第一截的第一行和末行字径特别大，满行四字，共六字，首行四字中，“尚书省”三字行书，接下来的“牒”字与末字“牒奉”为草书；首末二行大字之间约有十三行小字，正楷，记敕赐事由，字径又特别小，满行约二十五字。第二截有六行，前五行大字，满行五字，“赐象山延寿报国禅寺为额”行书，其前后的“敕宜”和“牒至准敕故牒”则为草书；末行签发日期“宝祐二年闰六月日牒”，因为字数较多，所以字小，而且字体接近正书，只有最后一个牒字略大、草书；月日二字之间的留空处钤“尚书省印”一方。第三截只有三行，三位签发官员列衔和画押，因为官衔的字数有多有少，而且都要书为一行，所以字体相差就更为悬殊，前二行官职名，正书，字体压扁，末一字姓氏，行书，字径大；第二行官衔字数特别多，有十个，所以不但字扁，而且上下字之间已毫无间隙；第三行“左丞相”行书，只有三个字，字体又特别大；按照宋制，签发的官员必须在列衔之下画押，现碑面虽残，但第一行董字下面的押仍清晰可见。通观整碑，无论其每行字数多寡悬殊、字体大小各异，但其行高却始终保持一致，因此可知行高即为原敕牒的高度，约0.54米左右；至于行间距离，因为碑面排列需要，比原件有或多或少的增加，这从第三截签发官员列衔的三行，看得尤为清楚，第一截小字的行距也大了一倍，所以，推测原件长度应在2.20－2.40米之间。原件大致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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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碑不但对研究南宋寺院敕牒形式，对研究南宋寺院赐名敕牒颁发的程序，也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延寿寺是在淳祐八年（1248年），郑清之拜太傅右丞相兼枢密使、封越国公后，朝廷赐予他作功德寺，专奉其父亲郑若冲的香火。三年后，淳祐十一年（1251年），郑清之卒，理宗辍朝三日，特赠尚书令，追封魏郡王。等到宝祐二年（1254年），再赐延寿寺“延寿报国禅寺”额，所以，赐额时间已是郑清之死后第三年。按照宋代寺额申请程序，须由申请人提出申请，然后由所在地官府代为陈奏，经帝王准敕，最后由尚书礼部发牒。郑清之已故去三年，当然不可能再由他自己申请，所以申请人应该就是第一行的小字“卫国夫人谢”。郑清之有妻室十三、生子十八，死后葬于鄞县横溪东山，其分居福建永安、广东饶平、江苏镇江、浙江温岭等地的后裔，为夫人萧氏、樊氏、楼氏、李氏等所出，而原配夫人谢氏、封卫国夫人的一系子嗣，仍居于鄞县（现鄞州姜山镇新汪村郑家庄），所以由谢氏的名义提起赐额申请。

    功德寺又称香灯院，是南宋皇室、勋臣等为祖上做功德祈福的寺院，如鄞人史弥远为相时，他拥有大慈寺、辩利寺、妙智寺、宝华寺、悟空寺等五座功德寺。功德寺有新建的，也有将既有寺院指占的，功德寺也有兼作坟寺的，如郑清之除了象山这座延寿寺外，鄞县的东山寺也是他的功德寺，兼作坟寺，因为郑清之就葬于东山。占、建功德寺，既是地位特权的象征，也有经济目的在其中，朝廷赐予的功德寺，仅限于职位在参知政事（副宰相、正二品）以上的高官，一般的官员是没有资格申请的，这是朝廷给予高官的得特殊恩例。南宋时期，寺院占有大量土地，因为朝廷财政拮据，寺院非但没有特权、也要同民田一样承担赋役，还要负担额外的杂税，而作为朝廷赐给皇室、勋臣的功德寺，就不一样了，它拥有优免科差敷配等特权，如延寿寺成为郑清之的功德寺后，它原先拥有的一千多亩土地的科敷就可以得到蠲免。南宋时期，宁波多高官，有“满朝紫衣贵，尽是四明人”之说，单是史氏一门，就出了三位宰相，所以，宁波的功德寺也特别多，不算皇室的，单是勋臣的功德寺就有十几座。原来的寺院一旦成为功德寺后，朝廷往往会另外敕赐新额，如，嘉定二年（1209年），参知政事楼钥，请彰圣寺为功德寺，赐“报忠福善”额。嘉定四年（1211年），参知政事张孝伯，请翠山寺为功德寺，赐“移忠资福”额。嘉定十三年（1220年），史弥远请大慈寺为功德寺，赐“教忠报国”额。淳祐七年（1247年），郑清之请东山寺为功德寺，赐“东山慧福”额。寺院成为功德寺后，因为有蠲免科敷等持权，往往也会将敕牒刻于石碑，以公示于世。七八百年过去了，宁波这些作过功德寺的南宋寺院，多数都已不存，彰圣寺、东山寺沉底水库，辩利寺、妙智寺、宝华寺等连遗址都难觅，所以，赐额敕牒，也仅见于志书记载，延寿寺敕牒碑，实物能至今留存，为旧志记载提供了有力的实物佐证。

    下为，列衔“董”字下面的押和签发日期“月、日”之间的尚书省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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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碑辨后，延寿寺住持采纳了建议，在大殿前建碑亭保护此碑，并在旁边立一说明碑，请我写简要说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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