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学生问，语文老师在讲到屈原的时候，提到屈原沉江而死，认为这是不可取的行为，是脆弱。学生对这样的认识有困惑，我们不是常常在赞美屈原吗？屈原不跳江而死，怎么能有他诗篇的流传并最终名垂千古呢？学生表达老师和自己的观点的原话我不能完全转述，但大体就是上述的这个意思。这是一个深刻的话题。提出这样问题的学生真是难得，起码，我在学生时代，哪怕是大学生时代，甚至是接近不惑之年了，对这个问题竟然没有困惑。读《离骚》，讲《离骚》，常常陷入闻一多先生讲屈原时的状态，虽不能像他一样泪流满面旁若无人，但内心涌动的情感总是让自己服膺于这样的灵魂。对屈原的人生选择，我没有提出过怀疑。这显然是我理解浅薄和生性冥顽的一种表现。在屈原和渔夫的对话里，我只能看到屈原光辉的形象，仿佛渔夫只是一个配角。如果早些年遇到这样的问题，我的回答一定慷慨而简单。但是，现在，我忽然理解了老师的深刻含义。我大概是这样回答的学生。屈原的跳江而死，应该不是为了他的诗篇得以流传。他的名垂千古，倒和此举有一定的关系。那位老师是一位负责任的好老师，为了我们人生的实际考虑，我们不太适合过于肯定屈原跳江的行为。但是，对屈原的选择，我们也应当结合古代士大夫的精神追求和屈原个人对生命价值的追求加以理解。这样的选择，存在于每个时代，关系到每个具体的人生。我表达了对这位提出问题的学生的钦佩，她能这么早地意识到人生的重大抉择，实在是好事。如果她能以现在深刻的理解力去经历生活，将来无论怎么选择，都不会有什么问题。
至于我们每个人如何理解屈原，恐怕没有谁是完全错误的。《楚辞》注本里，有两篇关于班固对屈原的评价。一篇是《离骚赞序》，一篇是《离骚经章句序》。《离骚赞序》评价屈原说“以忠信见疑，忧愁幽思而作《离骚》……屈原痛君不明，信用群小，国将危亡，忠诚之情，怀不能已……不忍浊世，自投汨罗”《离骚经章句序》中说：“《大雅》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斯为贵矣。今若屈原，露才扬己，竞乎危国群小之间，以离谗贼。然责数怀王，怨恶椒兰，愁神苦思，苟非其人，忿怼不容，沈江而死，亦贬絜狂狷景行之士。多称昆仑冥婚宓妃虚无之语，皆非法度之政、经义所载。谓之兼《诗》风、雅，而与日月争光，过矣!”
这两篇文章里，对屈原的评价有明显的不同。《楚辞》注者王逸以为班固在《离骚经章句序》中对屈原的评价是“亏其高明，而损其清洁者也”，并进一步论说“昔伯夷叔齐让国守分，不食周粟，遂饿而死，岂可谓复有求于世而怨望哉!”。他显然认为班固这样的看法有失中允。后人有认为这是班固对屈原认识变化所致，有人认为这两篇文字有一篇不是班固所作，有人以为两篇文字只是班固对屈原的不同角度的解读。抛开学术的考证，以我现在对人情的理解，我以为这样不同的评价几乎可以同时成立。这正是学生的困惑所在，也是我活了一把年纪了才醒悟的一点道理。
我们从屈原的文字里可以看到，那个念念不忘自己出身的高贵，总是愿意和香草美人为伍的人，一定有着自己精神上的洁癖。他是一位贵族，不仅仅是地位的高贵。“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也仅仅是他的才华而已。他迷恋自己的忠诚，对父母之邦，对生长的土地充满热爱和强大的期许，对一位贵族应该拥有的责任担当和清洁的精神持有宗教般的虔诚。这才是他的高贵。至于“忧愁幽思而作《离骚》”，那是放逐后的悲鸣，清醒者的哀痛。文字只是他绝望而坚定的呼告，他不太会在那样的情况下矜持自己可能会流传的文字，“谓之兼《诗》风、雅，而与日月争光”，的确可能过矣!这样清洁的精神在任何时代都可能遭受悲剧的结局。但对于一部分人来讲，那种悲剧性的结局正是人格光辉的升华，“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当然，悲剧性的人生往往也只有在悲剧性的人生个体那里会得到最大的共鸣，我们在司马迁叙述屈原的字里行间总能找到洋溢其中的悲愤和崇高感。后世对这样清洁精神的向往者们，自然会感动于屈原的文字，情怀，乃至他为了清洁的赴死。
可是，对于楚国当时的很多臣子来讲，屈原太过清醒了，好像就你一个人担心楚国的安危，我们都无所谓？就你一人会为楚王着想，我们都是跟屁虫？就你最清洁，我们都污浊？这不是“露才扬己，竞乎危国群小之间，以离谗贼”是什么？更重要的是，要是屈原这样的人长期在怀王的身边，我们还有饭吃吗？你说对了，怀王果然被扣留了，那不更糟糕吗？不是越显得我们无能吗？再说这事你就算说对了，就能避免吗？把你流放了怎么了？又没叫你死！人生本来就难以尽如人愿，磕磕绊绊在所难免，怎么就一气之下跳水呢？自古以来，这样的狂狷之士，也不是你屈原一个，看不开自寻死路的哪个时代都有。有什么问题吗？这样的认识应该不算什么错误的人生观。
以前我读《渔夫》，至“屈原既放，游于江潭，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内心总是升腾起一种悲剧的崇高感，激动地不能自禁。到“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
往往慷慨而欲涕下。《史记》中改动数字，更显得浩气弥漫，悲剧的精神十足。渔夫之言，读得自觉污浊。现在读到渔夫的话，“举世混浊，何不随其流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哺其糟而啜其醨？”不觉怅然若失。其间深长的意味，大概只有圣人的敏悟才能早早领会。我们也只有等到阅历到时，才明白其中的难得。
也只是觉得难得而已。这样的人生，给屈原再来一次，照样会跳水而死。一个人的器质决定的人生，再怎么明理也难得改变。苏轼在《贾谊论》里认为贾谊“志大而量小，才有余而识不足也”，是很对的。司马迁把屈原和贾谊一起作传，说“自屈原沈汨罗后百有余年，汉有贾生，为长沙王太傅，过湘水，投书以吊屈原”，百年以后，有个叫贾谊的，又和屈原的遭遇一样。苏轼说贾谊“得君如汉文，犹且以不用死”“ 安有立谈之间，而遽为人’痛哭’哉！”他给贾谊出点子，认为贾谊应该“如绛、灌之属，优游浸渍而深交之，使天子不疑，大臣不忌，然后举天下而唯吾之所欲为，不过十年，可以得志”，然而，就算苏轼当面告诫贾谊，实际上贾谊身边的人也一定有人这样告诫过贾谊，但年轻气盛自恃才高的贾谊是不会因此而改变的，他几乎必然的走向了他的绝路。他是那种才华横溢的抑郁症患者，据现代医学认为，抑郁到自责悔疚的情绪时，也就离末路不远了。这好像和遇到挫折一蹶不振气量狭小还有区别，让这种器质的人能够左右逢源随波逐流然后胸怀大志治国安邦，实在有点强人所难。自有人去感叹“可怜夜半虚前室，不问苍生问鬼神”，但那也恐怕只是千古以来不遇才人的同病相怜而已。在大多数时代，我们很难看到屈原和贾谊这样的人能够施展自己的抱负。
以前读《新唐书·杜甫传》，看到里面写杜甫“旷放不自检，好论天下大事，高而不切”，觉得一定是污蔑，现在看来，恐怕正是杜甫一生谋官不得的主要因素了。王夫之甚至说杜甫“若夫财货之不给，居食之不腆，妻妾之奉不谐，游乞之求未厌，长言之，嗟叹之，缘饰为文章，自绘其渴于金帛，没于醉饱之情，腼然不知有讥非者，唯杜甫耳。”或如前人所言“诚道学家迂腐之见，不足置评也”，但在杜甫生活的年代，这样看杜甫的人，不知有几！尤其是现在，这个讲究实际的年代，像杜甫一样，妻儿挨冻受饿，连个固定的居所都难得，四处漂泊，终于凄惨死在破船上，诗写得好有个卵用！文学青年都日渐稀少的当下，他恐怕连个追随者都不一定有。
奇怪的是，这些历史上的失败者，竟然在未来的岁月里常常受到一部分士人的热烈推崇，乃至于成为我们这个民族文化遗产里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因为历史证明他们是对的吗？历史当然证明了他们作为诗人文学家的忧虑和忠贞的部分正确。楚国果然灭亡了，诸侯强大终于导致七国之乱，安史之乱发生了。但是，这好像并不是他们被铭记的理由，这些事情，我们几乎已经不在乎了。承认这些人人格伟大的后人，也接受了他们甚至是自己的宿命。自寻死路，凄惨离世，都无所谓。司马迁就说，“及见贾生吊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诸侯，何国不容，而自令若是。读服鸟赋，同死生，轻去就，又爽然自失矣。”
司马迁爽然自失的是他们同死生轻去就的人生抉择。自古以来，百姓因为屈原的忠贞而纪念他，士大夫因为屈原对清洁精神的追求而仰慕他，司马迁看到的是悲剧的崇高感。一个民族如果丧失了对悲剧崇高感的理解，这是怎样实际而悲哀的民族！我们可以质疑屈原的选择，在大多数人的生活中，那样的选择无疑是错误的，但是，我们恐怕不应该丧失对这样的选择的起码尊重。我们教育小孩的教材里，选择了屈原，选择了贾谊，选择了杜甫，似乎并不仅仅为学习他们的文字，文字背后的情感和人生抉择同样值得我们体悟和理解。可是，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经常可以听到老师们充满善意的告诫，屈原是脆弱的，杜甫是迂腐的。在成功学流行的当下，我们似乎在潜意识里想要传达一个思想，这些人是失败者。现实让我们惮于清洁精神的追求，利害的权衡让我们越来越实际。可不可以这样理解，这是不是意味着，世俗文化的日益流行扩张，士大夫文化的逐渐式微？我们对彼岸武士道精神嗤之以鼻，也忘记了那样的精神曾经源于我们的祖先。我们对成功学趋之若鹜，却忘记了对失败者的起码尊重。司马迁倾注心血叙述项羽慷慨的失败，我们只记住了刘邦的成功学。我们是不是应该允许我们这个民族有一部分人会有看起来可悲但是必然的不切实际的选择。
起码，我接受了杜甫作为生活失败者的观点，但不妨碍我越来越膜拜他的伟大。他穷困潦倒却从来都以饱满的精神去关注自己的人生，关注每一个和他交往的人，关照山水草木，歌咏不息。他不算漫长的人生，历尽艰辛，却执著着自己情怀。他充满沉郁的悲愤，却很少怀疑人生。他自信自己文字的流传，实际上也是自信自己对信仰的固守。假如我们不再理解我们民族曾经的信仰者，是不是意味着，我们也从此失去了对信仰的理解？

对屈原和杜甫这样千百年来士人努力推崇的诗人，我们似乎应该在欣赏他们文字的同时，理解他们生存的姿态。这关系到我们每个人生存的姿态，甚至是民族生存的姿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