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改革的中心地位”的说法，显然是第一次。这也足以看出，决策层对国企改革的重视程度。那么，这里所说的“中心”，到底应当如何理解，如何才能真正把握“中心”的内涵，并按照“中心”的要求去做呢？笔者认为，应重点注意这样几个方面。

  从发展的角度来看，“中心”体现了推进国企改革的紧迫性。从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出台到现在，已经过去了整整五年时间。五年来，虽然国企改革也取得了很大成效，相继出台了1+N的配套文件和制度，在中央和地方进行了大胆试点，宝钢和武钢、五矿和中冶、国电和神华等多家央企集团进行了重组和整合，特别是中国联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更被认为是央企集团层面推行混合所有制的样板改革。同时，地方国企改革也在大踏步向前，多数省份都出台了国企改革的文件和制度，提出了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和思路，一些地方还提出了混改的时间表。

  但是，从实际效果来看，过去五年更多的还是局限于制度和模式上的探索，局限于政治上的需要和工作上的需求，还没有真正上升到如何通过改革解决国有企业体制机制问题方面。即便有些案例，也主要是集团正面的二、三级企业，而不是集团层面的企业。所以，国企改革的效率还没有真正得到体系，红利没有得到有效释放。表现在资本市场，前两年十分高调的整体上市等，基本没有动作。所以，会议特别强调了必须以“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的思路，扎实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大胆务实向前走的要求。如何按照这一要求，把国企改革向纵深推进，不懈怠、不拖延、不畏首畏尾，是非常紧迫的。

  从企业的角度来看，“中心”强调了增强企业活力的极端重要性。会议提出的必须“充分认识增强微观市场主体活力的极端重要性”的要求，也是首次。何谓微观市场主体，说到底就是企业。强调“微观市场主体活力”的“极端重要性”，就是强调“企业活力”的“极端重要性”。因此，会议提出这样的要求，就是希望把改革的落脚点放在如何增强企业活力方面，把判断改革成功与否的标准，也放在企业活力有没有得到增强上。如果只追求形式上的改革，而不解决影响企业活力的体制机制问题，不破除影响企业活力释放的桎梏。那么，改革就难言成功，难以释放出红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