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记得有多少个“巴洛克之夜”曾经令我生出“知足人生”的感喟,它们的降临是那么不经意,那么全无预兆,又那么“成本低廉”。红酒和绿茶陪伴的夜晚只是空气中弥漫着沁人的香气而已,当音响里同时传出科莱利或珀赛尔的弦乐时,这个夜晚便充满令人迷醉的幸福,这样的幸福不知被我独享了多少次,随之而来的一定是舒适的睡眠和甜美的梦境,每日的疲惫与侵蚀心灵的污浊,就这样不断地被涤荡干净。
    我在欧洲旅行的时候,经常遇到票价低廉甚至免费的“晚间巴洛克”,这使我觉得诸如此类的音乐会已经成为当地民众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作为历史遗迹的宫殿或来历不凡的教堂聆听当地小乐团的巴洛克,就像我在自己家里品啜绿茶时随便往音响里放上一张CD那么简单。不简单的是,在音乐会上有那么多的男女老少和我一起共享了这种人间至乐,每个人发自肺腑的喜悦不仅写在脸上,而且那温暖宜人的气息在空气中盘旋、传递、汇集,正如一位女性朋友所说,每个人都有自己心中的天堂,但是在此刻,每个人心中的天堂是一样的。
    这位女性朋友说这句话的背景是来自德国的科隆古乐协奏团在北京的音乐会之后,那个夜晚似乎驱散了深秋的寒意,气温居然开始回升了!
    相比长安街另一边北京音乐厅里的安吉拉·海薇特的巴赫《平均律》,中山音乐堂的巴洛克交响曲和协奏曲未免有些“下里巴人”。那边的音乐的“严肃”并没有兑换成虔诚的正襟危坐,相反混乱嘈杂的观众席差一点使安吉拉无法向下进行；而这边的轻松悠扬竟然让到场的每一位听众屏住了呼吸,同样引用一位女性朋友的话说,那种惊人的静寂使你感觉不到这是“现场”。
    我不知做这样的对比有何意义,因为昨天晚上我在上海的东方艺术中心为在北京错过的安吉拉·海薇特《平均律》作了一次痛苦的“补偿”———不幸的观众不仅贬损糟践了自己,还无情折磨了台上弹琴的人。在如此不知“享受”的受众面前,巴赫时而沉闷压抑,时而暴怒狂躁,连续演奏的“前奏曲与赋格”竟然被自发而粗暴的迟到进场和此伏彼起的咳嗽声打断数次。真佩服安吉拉的修养,她居然能够忍受,能够压下心中的怒气,坚持把音乐会弹到结束。
    我是多么怀念那个紫禁城里的巴洛克之夜啊!来自科隆的音乐家不仅奉献了巴赫、亨德尔和维瓦尔第,还大胆地向中国的聆听者第一次推出罗卡泰利和萨马蒂尼。在这个被优雅和欢欣包围的空间,作曲家是谁已经不重要,节目单也可有可无。许多听众谈话间经常是这样的内容:我最喜欢那个竖笛协奏曲!仿古的巴松声音好美啊!最后一个曲子最迷人啦!下半场第一个曲子完全是法国巴洛克油画的再现,那些乐手就是画中人!倒数第二个曲子里的独奏者多像天使啊,她奏出的声音简直就是天籁!……我突然发觉,这样谈论音乐的方式真好!每个人都在分享自己获得的那份幸福,都在体味自己发现的那种美感。这种发自内心的愉悦不知会延续多久,不知会给当下和日后的生活带来多少甜美的记忆。步出音乐堂徜徉于曾经的皇家花园,不由仰望夜空,一弯窄窄的寒月,在秋凉似水间投向大地的斑驳疏影反显得那么温暖宜人,全无凄调残韵。这个夜晚能够有缘聆听科隆古乐协奏团的巴洛克该是多么幸运!人人不忍离去,而音乐家们竟然同样伤感地慨叹:这么快就结束了,要是不结束该多好啊!
    用古乐器或仿古乐器演奏巴洛克音乐,在西方已经走过了四十个年头,在中国却完全属于“新生事物”。中国数量越来越多的所谓“古乐迷”通过聆听唱片来完成自己的古乐“成人礼”,从而能够先行一步地享受到地道的巴洛克乐趣。并不是说热衷欣赏古乐的人音乐造诣有多深,这恰恰与古乐在西方风靡的理由相悖。“古乐即时尚”,这是我的聆听心得,也足以提示包括科隆古乐协奏团在内的层出不穷的古乐团大行其道的社会学存在依据。“古乐之声”源于本真与朴素,它有意拒绝了工业时代的特征,崇尚丝竹,远离金属,同时摒弃游离于音乐流向的“炫技”和个人表现。其实,古乐的“复古”程度如何并不是讨论的重点,而越来越增加的“考古”学术含量也并不是“古乐”的重要推动力量。古乐贵在声音的塑造,越是标榜归于本源的“古乐之声”就越是极力彰显自己与众不同的个性。古乐的初衷与最终的结果,形成有趣的二律背反,能够给予它基本判定的,竟是听众的耳朵。当越来越“时尚”的“古乐之声”以截然不同的状貌频频传来的时候,古乐演奏家们再也无法令人产生关于巴洛克时代扑粉假发和长筒袜的想象。古乐,从它诞生那天起,就是不安分的音乐家和致力于寻找音乐家园的嬉皮士主观臆想和前卫实验的产物。当它滥觞于激进的年代,却日益风靡于当下之时,对所谓“古风”的理解,就一定要带上“现代性”的眼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