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时发生了一件事。当时我正走去一家西点铺，准备买个小蛋糕庆祝结婚周年，忽然手臂被狠狠的撞了一下。与此同时，一个黑人大哥骑着自行车飞快擦过，他回过头来说“Hey, watch out!（注意点）”我心里顿时冒火，撞了人还有理了？！于是立刻说“You are not supposed to ride on the sideway（你不应该在人行道上骑车）。”

之后，头脑中火速浮现出几年前一个师兄写的纽约游记。大致情节是，忽然被一个黑人在身边一蹭，然后一副破碎的眼镜掉下来，因为他读过类似的敲诈勒索案例，就迅速的往人多的地方跑了。看来，最好的策略就是再不理他。但是手臂真的很疼，心里有些愤愤不平，万一真有个什么后遗症也是有冤没处诉啊，但是谁让“敌强我弱”呢。

这个黑人大哥后来跟我说了好几个Sorry，而且还特地跑到跟前来，我起先就装作没听到。心却有些软，也许他只是不懂交通规则一不小心撞了人，事后真心道歉，那我岂不是太冷酷了？但是另一方面，我被撞前手臂夹着一个肩挎的布包，也不能排除“飞车拉包抢劫”的可能。如果他是危险分子的话，被缠上更麻烦，万一对方有枪怎么办？于是在他又说了一次Sorry之后，我只好对他说没关系，然后飞也似的跑上了通往西点铺的台阶。幸好，他骑车走了。

我松了口气。另一面更明白了在美国种族矛盾是没法轻易解决的。并不是因为单个人的行为如何如何，而是很多前期的背景信息无孔不入的渗透在互动中。虽然我反应有点过激，但作为亚裔留学生，体力和身份上都弱势，也很难把握这个度。那段时间发生了章莹颖失踪案，而我又通过宾大的安全短信通知得知校园主干道上发生了两起抢劫。再加上学期中常常看到的巡逻校警也完全不见人影，心中的不安感大增。于是，遇到一个黑人大哥，在短短半分钟之内，我很自然的给他赋予了敲诈，抢劫，甚至持枪诸多可能性。

我问自己，我们什么时候真正安全过？在费城的诸位应该深有体会。我的导师第一次和我在费城见面，打完招呼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晚上千万不要一个人出去。之后很快听说中国男生晚归被抢的事。朋友聚餐算账时有人会这样开玩笑，我得留一点现金，那可是保命钱。

不过纵使不在费城，其他地方就能确保无虞吗？不同的人对安危的感知差异很大，正是因为没有绝对的安全。公共建筑和交通设施哪怕有99.99%的时候是安全的，也有万分之一的时候不确定。而如果把着眼点放在小概率的危险上，就不得不为了安全付出更大的代价，以时间或者金钱。大学时，有个朋友不敢走贯通两座教学楼之间的空中通道，我问她为什么不敢，她说以前她家附近发生了一次地震，所以害怕这东西会突然崩塌。于是每次两节课之间，别人都快速的走了过道，而我则陪着她先下一幢楼，走去另一幢，再上楼去。

这个对公共建筑的安全评估模型其实可以套用到整个生活。每次社会新闻一报出来，仿佛危险的来源又多了一个，危险的程度又升了一个等级。杭州保姆纵火案让人忽然意识到保姆不仅可能杀害老人还可能弄死女主人和孩子，此外，物业的消防措施也很不保险。

而之前，还有许多的新闻让人意识到室友可能是不安全的，学校建筑可能是不安全的，吃的东西可能是不安全的……但其实小概率的危险始终在那里，而这些事件只不过是把这种可能性充分暴露出来。在不幸中，人们为死难者难过悲愤，同时也提高了警惕之心。有人呼吁，有人行动。总之要提前预防，落实责任，严惩凶手。亡羊补牢，总比不补好；不过要彻底杜绝危险，还是太难。

安全和危险的辩证关系完美体现在了“安全隐患”这四个字中：纵使总体安全，依然有一些始料未及的危险隐在那里。如果我们要正常的生活，除了尽量规避已知风险，也不得不忽视一些小概率事件。因为我们没有时间和能力去一一质疑看似安全的整个外部环境，也没有足够的精力去有所作为，我们不得不信赖一些外在于自己的力量和过程。于是，大家若无其事的生活着，就像合谋演了一出名为“我们很安全”的戏。

记得小时候，学校一次安全防火教育成功唤醒了我对火灾的恐惧。我当时一到床上就会在头脑中演练如果发生火灾该怎么应对怎么逃生，遇到**情况应该进行**操作。然而我发现只要中间任何一个环节出了问题，都会小命不保，就像一款怎么也不能通关的游戏，导致睡眠不良了很久。但后来我不治而愈了，因为我发现没人按照防火教育说的去做。比如，每到一个新环境理应检查逃生路径和消防栓，但我和大人们一起去作客时他们从不。这一出大家共演的“安全之戏”真的很有镇定作用，既然大家都觉得安全的话，那么我也觉得安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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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完这篇文章之后，得知FBI已经大致破了章莹颖案，但结果让人痛心。希望大家都能提高警惕，避免悲剧重演。“安全之戏”的提出者是Bruce Schneier，他用这个词来指代一些并没有实质作用的安保措施，比如机场的安检。而我则认为，“安全之戏”的核心是一群人共同默认安全。它既能够安抚也可以麻痹人心，乃是一个硬币的两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