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余年的A股市场，在孕育了贵州茅台等优质蓝筹股的同时，也培养了诸如上工申贝、海德股份之类大批著名的“铁公鸡”。不过随着监管层的三令五申及分红制度的逐步完善，不少铁公鸡也被迫“拔毛”。然而令人意外的是，相当一部分上市公司已深得“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精髓，表面上分红，实则各怀心思，致使分红新规难以真正落到实处。

作秀式分红

    数据显示，截至7月18日，2011年度A股上市公司现金分红共计5755亿元，剩余85家公司公布了分红方案但未实施。其中四大行及中石油、中石化等分红大户共分红3000亿元，剩余的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总额仅2700亿元；而在2010年，四大行及中石油、中石化分红2570亿元，剩余公司分红2436亿元。经过一年的时间，A股上市公司增加了近400家，扣除四大行及两桶油的公司现金分红仅增加300亿元。不难猜测，相当一部分公司对现金分红态度消极，或不实施现金分红，或象征性地现金分红。

     例如，某上市公司7月12日发布了2011年度分红实施公告，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0.1元现金。该公司股本约1.5亿股，现金分红总额为147万元，而该公司高管去年的年薪共计183.49万元。换言之，该公司逾1.5万位股东所获得的现金分红甚至不及公司18位高管的薪酬，同样的公司还有洪城股份、深圳惠程等。

    不可否认的是，部分公司低比例派现确有难言之隐，如智云股份去年业绩同比减半，且净利润现金含量较低，因此派现比例不高，但仍每10股派0.5元（含税）。更多的公司则是在去年净利和留存利润均较高的情况下，拒绝大额派现，表现得极为吝啬。

    还有一些公司的分红方案如同大礼包，不仅派现，而且送股、转股，如森源电气2011年度的分红方案是每10股派2元送2股转8股。但是类似这样的组合分红方案中，往往是高送转低派现，如东南网架去年的分红方案是每10股送2股转8股，但仅派现0.25元。

    尽管如此，上述不少上市公司毕竟是实施了现金分红。相比之下，以华业地产为代表的42家公司则更加一毛不拔，这些公司或转股、或送股，唯独不派现。华业地产、敦煌种业2011年度的分红方案是“10转12”，巴安水务、景兴纸业、春兴精工等则均为“10转8”。

    实际上，无论是送股还是转股，均不影响上市公司价值，无非是对财务报表结构重新调整，对投资者也不会构成实质性回报。目前热衷于送转的公司不在少数，此举既可以完成管理层的分红要求，也可以不减少企业现金流，可谓“一箭双雕”，但作秀成分十足。

融资式分红

    无论是故意为之还是另有安排，作秀式分红显然与管理层的监管目标相悖，但与此相比，上市公司在现金流并不充裕的情况下斥巨资分红则更加值得警惕。此类公司大多呈现出两个特点，一是经营活动现金流往往较为紧张，二是在分红前后，常有增发预案出台，甚至部分公司在分红完毕及成功实施定向增发之后，直接将募集的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其实，为了规范上市公司分红与再融资，此前管理层已发布有关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方面的要求，不过并未具体规定分红与再融资之间的时间间隔，不少上市公司为此想方设法为达到融资条件而进行分红。

    如某上市公司于7月6日发布了派现公告，随后便于7月11日宣布拟定向增发4.26亿元。另一家位于中部的上市公司也是同样如此，舍小钱赚大钱，该公司于5月15日正式派现2700万元，两个月之后的7月11日也抛出了7.5亿元的定增募资方案。这些公司的定增计划毕竟还尚未成行，而不少上市公司相继于4月、5月派现之后，不足半年即募得资金数亿元。较之于分红现金的数额，上述公司定增募资数额一般在10倍以上，而分红与增发的时间间隔相对较短，时间上并不固定。

    北京的一位蔡姓财务专家告诉记者，由于上市公司分红实施日与会计年度终结日往往相隔半年之久，而增发计划从预案到实施也长达一年，因此上市公司可充分利用这段并不确定的时间，先分红以达到证监会的监管要求，再实施巨额融资，这笔生意很划算。

    不过西部某上市公司则采取了完全相反的方式，即先融资、再分红。资料显示，该公司先于3月成功募集资金9亿元，随后于5月将其中的4亿元用来补充流动资金，紧接其后正式发放2亿多元的现金红利，从增发——补充流动资金——分红期间短短2个月，整个过程如同行云流水。此外，如阳光照明、德豪润达等均是在定向增发实施完毕后进行了正式分红。尽管并无证据表明这些公司分红动力与资金募集之间的关联关系，但是在缺乏资金需要从市场募集的情况下还进行分红，其动机不免令人关注。

    事实上，据不完全统计，今年以来有近200余家公司在大举分红前后，均有增发预案出台，对于这些公司而言，投资者所获得的现金分红不过是“羊毛出在羊身上”。

套现式分红

    对于有套现需求的上市公司高管或大股东来说，通过辞职或减持套现易犯众怒，因此并非上策，而分红套现则更为体面。事实也确实如此，今年以来，辞职套现或产业资本频繁减持的案例相对较少，除了监管层在这方面加强监管之外，套现方式的转变也是重要原因。

    例如上海某公司2011年度分红8.44亿元，其中控股股东一家即分得6.8亿元，二股东也分得7560万元。中小板另一家公司2011年度分红1.63亿元，但大股东独占1.17亿元。

    还有些上市公司的分红显得极为与众不同，首发上市募资不到一年，即开始大肆分红。如北京某上市公司于去年三季度末上市，今年3月即抛出每10股派10元的高分红方案，在其累计分红的1.1亿现金中，大股东就获得5900万元的现金分红，套现路径与海普瑞2010年度的“10派20”分红方案如出一辙。

    上述公司普遍存在股权过于集中的现象，部分公司控股股东持股比例甚至接近90%，在此背景之下，分红实际上成为了大股东的专利，而上市公司本身也沦为了大股东的套现工具，中小投资者仅能喝点汤。数据显示，大股东持股比例超过50%的上市公司不低于500家，这些公司的控股股东2011年度共获得2984亿元的现金分红，占该年度上市公司分红总额的51.85%。

    对于大股东频频借分红套现的原因，业内人士认为，一是大股东其他项目需要资金，二是对上市公司前景不太乐观。此前证监会有关负责人曾表示，防止现金分红成为大股东的套现工具，不过如何规避仍有待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当然，并非所有股权集中的公司分红均与大股东套现有关。

    对A股市场的分红乱象，管理层并非视而不见。日前管理层已要求从完善《公司章程》相关条款、建立分红决策的工作机制、切实执行现金分红方案、如实披露现金分红信息等四方面来完善分红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