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忠士（1556-1618 年），字元卿，号丽阳，宿松城关人。这位明代中后期的循吏廉臣，自幼聪慧好学，胸怀经世济民之志。其精神成长的根基，早在少年时期便已筑牢。13 岁随家迁居宿松时，母亲备银三两嘱其雇轿，金忠士却坚持徒步数百里，银两完璧归赵。这一细节不仅显现其 “安贫乐道” 的早慧心性，更暗合后来 “七载勤劬，操行如一日” 的为官操守。在宿松求学期间，他三更灯火五更鸡的苦读精神，深得名师章伯玉器重，奠定 “经世致用” 的思想底色。这种 “徒步赴松” 的坚韧品格，成为贯穿其一生的精神主线 —— 无论是面对后续困境的迎难而上，还是朝堂之上的犯颜直谏，皆可见少年风骨的延续。万历十九年（1591 年），他于乡试中一举夺魁，次年春闱再登进士第，凭借出众才学与过人胆识，十月便受命出任江西乐平县知县，在这一职位上勤勤恳恳履职七载，创下了彪炳史册的治政业绩。
        江西乐平素以 “难治” 闻名遐迩，在金忠士赴任之前，该县令职位已空缺长达两年，地方治理废弛，社会秩序混乱，无人敢贸然接任这一 “烫手山芋”。金忠士临危受命，怀揣着 “澄清吏治、福泽百姓” 的初心抵达乐平，甫一到任便大刀阔斧推行改革，以雷霆手段整肃积弊，迅速扭转了地方治理的颓势，让乐平重拾清明秩序。乾隆版《乐平县志》盛赞其 “七载勤劬，操行如一日”，这短短九字，既是对他履职生涯的高度概括，更是对其为官操守的由衷敬仰。其在乐平的德政实绩，具体体现在六大方面：
        面对乐平当时民风涣散、秩序紊乱的状况，金忠士秉持 “英敏有德，威治行务，整大纲不尚繁琐” 的治理理念，推行恩威并重、德法并举的治政策略。他首先健全地方法规条令，明确奖惩机制，既以严明法度震慑顽劣之徒，又以德行教化引导百姓向善。在他的悉心治理下，“士庶与行，人人咸知自爱”，官吏恪尽职守，百姓遵纪守法，原本浮躁混乱的社会风气迅速焕然一新，地方治理呈现出政通人和的良好局面。
        农业是民生之本，水利则是农业之基。万历二十一年（1593 年），金忠士深知水利对于乐平农业生产的重要性，亲自统筹规划，主持全县水利工程建设，历时数月共修成水利设施十座，覆盖县域主要耕作区。不仅如此，他还体恤民情，个人捐出俸禄修筑 “何家塘”—— 这座水利工程长近三十丈、阔十五丈，建成后可灌溉农田一顷一十亩，彻底解决了周边农田 “靠天吃饭” 的困境，极大改善了当地农业生产条件，让百姓得以安居乐业、丰衣足食。
        乐平地处江南，虽物产丰饶，但时有灾荒发生，“一遇岁荒动辄掣肘” 的难题长期困扰着当地百姓。金忠士高瞻远瞩，将备荒救灾视为民生大计，积极推动民间储粮体系建设。万历二十二年（1594 年），他率先垂范，捐出自己的俸禄购置六百石谷物，分别存入常平、常丰、常登、常盈、常亨、常裕六所社仓，以补充官仓储备之不足。这一举措构建起 “官民联动、常备不懈” 的灾荒应对机制，让乐平百姓在后续的灾年中得以从容应对，免受饥馑之苦。
       “致治之要，首在育人；育人之本，在于兴学。” 金忠士深知教育对于地方发展的深远意义，万历二十三年（1595 年），他亲自拨款重修乐平县学，规整校舍、添置典籍，为学子们营造了良好的求学环境。随后，他又主持扩建县治东社学，“增大其规，为储养俊彦计”，着力培养地方人才。后来，他积极支持县人王邦本捐资扩建社学，并将其更名为 “洎阳书院”，亲自题写匾额，还撰写了《义士王邦本输财建洎阳书院记》以志其事。后人为感念金忠士兴学育才的德政，将书院再次更名为 “丽阳书院”，让他重视教育、传承文脉的理念得以代代相传。而这份对教育的重视，在他日后的仕途生涯中得到进一步深化与拓展。
        金忠士始终秉持 “以民为本” 的执政理念，对弱势群体关怀备至。乐平的 “养济院” 前身是宋代的 “居养院”，因年久失修早已破败不堪，失去了收养孤鳏老人的功能。金忠士见状，立即发动官吏百姓捐资重修，精心修缮房屋、添置生活用品，让养济院重新恢复功能，使 “孤鳏无依者得其所养，穷民困乏者获其庇佑”。这一举措彰显了他 “视民如子” 的仁政思想，也让百姓深深感受到了官府的温暖。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以志为镜，可以明得失。” 万历二十五年（1597 年），金忠士深感地方历史文化传承之重要，牵头主持纂修《乐平县志》。这部县志是乐平县第二部官修县志（首部修于明正德十四年），他广搜史料、严谨考证，亲自主持编撰工作，详细记载了乐平的地理沿革、风土人情、人物事迹、政令举措等内容，为地方历史文化的传承与留存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成为后世研究乐平明代历史的珍贵文献。
        万历二十七年（1599 年），金忠士因在乐平的治政功绩卓著，声名远播，被朝廷征召为监察御史。任职期间，他秉持公正、直言敢谏，先后巡按贵州、浙江、河南三省，所到之处，整肃吏治、体察民情、平反冤案，深得百姓爱戴与朝廷认可。在河南巡按任上，他编撰的《两河观风录》，揭示了其精神世界的另一维度。这部现存唯一由其主持的科举文献，收录四书文百余篇，既体现晚明 “正文体” 运动中对阳明心学的纠偏，更暗含 “以文载道” 的教育理念。他强调 “文章者，经国之大业”，通过规范科举文体引导士人关注现实，与乐平兴学育才的实践形成 “治政 — 教化” 的闭环，这种将教育作为社会治理根基的远见，使其精神境界超越了单纯的循吏范畴。
        此后，金忠士调任榆林兵备道，在军事领域展现出卓越韬略。他打破 “战败必严惩” 的僵化军规，提出 “宽宥小败、重赏奇功” 的奖惩新制，解开束缚将士的 “绳索”。面对俺答汗后裔与西海蒙古的联合侵扰，他采取 “以战为和” 的弹性策略，亲自督战扭转 “督抚闭城、将官推诿” 的颓势。所奏《筹边七议》被朝廷采纳，其中 “修堡寨、练乡勇、通互市” 三策，展现了 “文武兼修” 的治边智慧，使延绥成为明末少有的 “壁垒一新” 的边防重镇。
        期间，金忠士始终坚守初心，即便弹劾潞王后遭贬福建，仍 “无戚容”，始终以国事为重。在矿税横征的万历朝，他敢于叫停 “徽州契税案”，坚决保护地方民生；虽未在安徽为官，却两度为桑梓纾困，用行动诠释着 “以民为本” 的执念。万历四十四年（1616 年），他凭借多年的政绩与口碑，升任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正四品），在更高的职位上继续践行着 “为民请命、为国尽忠” 的初心。
        万历四十六年（1618 年），金忠士积劳成疾，病逝于任上，临终前犹念 “边事未靖”，将毕生精力都奉献给了国家与百姓。他在乐平任职的七年间，“威德并行，恩被万民”，离任后，当地士民感念其德政，纷纷上书申请将其列入名宦祠，常年祭拜缅怀。
       从宿松徒步少年到延绥殉职巡抚，金忠士用 62 年生命诠释了 “三重超越”：超越个人得失，无论顺境逆境皆以国事为先；超越时代局限，在黑暗的万历晚期坚守民本底线；超越地域畛域，其德政与精神惠及皖赣陕三地。数百年来，金忠士的廉吏形象、仁政事迹一直在乐平、宿松及延绥等地广为传颂，成为后世为官者的楷模。
        他这种将 “民本” 镌刻于治政、“担当” 熔铸于风骨、“创新” 贯穿于实践的精神图谱，恰如他主持重修的乐平水利工程，历经四百年风雨，至今仍滋养着为政者的精神田园。其 “勤政务实、为民谋福、文武兼修、勇于革新” 的精神，在当代依然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为新时代的为官者、从业者提供了宝贵的精神滋养与行动指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