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宿松县志》在1990年与2011年历经两度出版，其命运却惊人相似：甫一问世，便迎来各界几乎“一边倒”的严厉批评。1991年县政协特编《新编宿松县志拷评》，专为1990年版症候问诊；2013年又有《宿松县志勘误拾遗》一书，如手术刀般剖析2011年版的深层病灶。笔者《风雨坎坷路，悲苦凄凉秋》一文曾对这片土地文化基因做出精准诊断：“宿松地处皖赣鄂三省交汇，长江北岸，特殊位置使这里的人……缺少内敛而性好外泄。内敛不足，功底不厚，难成大器那是必然！”此种特质，几成宿松独特的精神肖像。
三省交界、长江奔流的区位特质，历史性地塑造了此地独特的文化气质。翻看宿松史册，张英、姚鼐、方苞、陈独秀般的政治精英或文坛泰斗未曾闪耀于斯，赵朴初、朱光潜般的宗教领袖或学界大师亦未诞生于此。此非偶然，恰是“积累不足，学养不深”在漫长历史中层层累积的必然结果。中心地带聚沙成塔的深厚积淀与边缘地带“性好外泄”的飘荡气质，恰如江河主干沉稳阔大与支流奔放不羁的差异，深刻影响了地域文化的深度与韧度。
根基浮动的文化土壤，深刻制约着《宿松县志》的编纂格局。文化底蕴的稀薄感，致使“内敛”与“功底”——这两桩修志事业所仰赖的坚实基石面临天然匮乏。当严谨深潜的学术态度与深厚的知识功底未能普遍内化为编撰者的基本素养，现代志书所要求的精密考证功夫与深沉历史洞见便难免力不从心。那两次仓促修志、两度激烈批评的循环轨迹时时叩问：若无深厚积淀的支撑，任何宏大工程的根基都将面临崩塌之虞。
批评的声音，并非宿松文化风景的否定。相反，《拷评》与《勘误拾遗》恰如刺破文化惰性的利刃，其锋芒指向的正是对“内敛”“功底”这一核心价值的痛切呼唤。批评背后，是寄望县志得以摆脱浮泛表象，扎根于历史脉络深处，在平实中酝酿深沉千钧的力道。这种自我审视带来的阵痛，恰是宿松走出“难成大器”宿命、谋求文化根脉深植的内在驱动。
县志批评的靶心中，宿松映照出了自身文化特质中那道“内敛不足、功底不厚”的清晰伤疤。然而伤痕亦是觉醒的印记——当地方文化自觉在反思中艰难萌芽，修志便不再是徒劳的循环困局。唯有在历史的厚土中重新扎根，才能寄望于重新书写县志时获得一种沉淀的尊严与内在稳妥的自信。
历史记载的殿堂中，地方志乃一方水土的“信史”与灵魂之镜。然而宿松的修志之路，却荆棘丛生，上演了一幕罕见的“自我批判”连续剧：1990年首部县志甫一出世，次年便有《新编宿松县志拷评》痛陈其失；2011年新版甫成，又遭《宿松县志勘误拾遗》专册纠谬。两代志书，皆在本地知识界掀起近乎“一边倒”的批评浪潮，此中深意，远非“编撰不精”四字可蔽。
宿松的修志困局，或可从其独特的地理文化基因中寻得部分答案。笔者曾在一篇关于宿松修志的文章中有言，此地“内敛不足”而“性好外泄”。三省交汇、七县毗邻的“十字路口”位置，在带来交通之便的同时，亦如文化熔炉中飘摇的轻舟，削弱了稳定文化内核的凝聚与沉淀。纵观历史长河，宿松确乎未能如桐城、怀宁、太湖、潜山那般，孕育出张英、姚鼐、陈独秀、赵朴初、朱光潜等彪炳史册的巨擘——这并非宿松人之不幸，而是深厚文化共同体与持久学术传统在边缘激荡中相对稀薄之必然。文化向心力的稀释，使修志这一需要深厚学养与集体共识的宏大工程，在宿松更易陷入基础不牢、众声喧哗的困局。
宿松的“修志之困”，实为一面映照中国基层文化生态的棱镜。它尖锐地提醒我们：方志的书写绝非孤立的文字汇编，其根系深植于一方水土的文化土壤丰瘠、历史记忆积淀与学术传承韧度之中。当“文化共同体”的根基尚欠深厚，集体对历史叙述的权威认同便易动摇，对文本的审视与批判也易趋向激烈。这困境的本质，实为一种文化结构性的危机。
然困境中亦蕴藏转机。宿松两代学人前赴后继、不避锋芒的批评，如《拷评》《勘误拾遗》所彰显，正是对历史书写严肃性的执着守卫，是文化自觉的艰难萌发。这份直面自身不足的勇气，恰是滋养未来参天大树的珍贵养分。宿松的志书之痛，因此可视为一次文化自省的痛苦分娩，一次精神成年的必经试炼。
宿松志书的坎坷旅程，以其独特方式刻录着地域文化在现代化浪潮中的阵痛与求索。它揭示：真正的“信史”无法凭空产生，它需要几代人沉潜涵泳，以韧性的努力去培育一方深厚的文化沃土。当批评的锋芒最终化为建设的合力，当浮躁的“外泄”沉淀为沉毅的“内功”，宿松志书所期盼的厚重与尊严，终将在其文化根基的深处悄然萌生——那时，每一页志书都将成为这片土地上集体心灵无声而有力的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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