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感于“世界上第一个教大学的，自己一定没有上过大学”廖理南
(2025-07-07 06:17:06)
破壁者与造壁人
一一有感于“世界上第一个教大学的，自己一定没有上过大学”
“世界上第一个教大学的，自己一定没有上过大学。”此言语乍听是个悖论，细细思之，却触动了教育发展的深层脉搏——那些为现代知识圣殿奠基的“破壁者”，自身恰恰是被知识殿堂的围墙隔绝于外的。
教育史的开端，原无壁垒门墙。譬如孔子杏坛设教，周游列国，弟子三千。孔子何曾领受过一张“师范”文凭？他只凭对“仁”的深刻体察与社会现实的彻骨理解，自由耕耘心灵沃土。西方哲人柏拉图在绿荫浓密的阿卡德米园中与青年学子漫步探讨，苏格拉底则立于雅典市集，以灵魂助产术唤醒思想的胎动。他们何尝戴过精致方帽、披过庄重袍服？然而正是这些原始教育的“破壁者”，用思想凿开了人类走向高级认知的隧道，点燃了之后知识大厦的第一簇火焰。
直至中世纪，博洛尼亚大学这一现代意义上最早的大学诞生，知识的星空才被正式纳入制度化的清晰星座图中。大学体制既成，便有了课纲、文凭、教授头衔砌起的知识之城。这诚然是文明之幸：它保障了知识传承的有序性，提供了学术生长的共同家园。然而亦如《礼记》所叹：“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当知识被围于高墙之内，被学分文凭所标签隔绝之后，它也难免滋长出某种“围城心态”——仿佛唯有那方帽黑袍才是获得真理的唯一凭证。
于是，无形中知识高墙筑起来了：内部人日益注重精微的学术认证链条，学院之外那些背离“认证”却深具开创精神的思考则被拒斥于门槛以外。历史证明，真正的创造往往在围墙之外萌动——爱因斯坦在专利局办公桌边写下了相对论的草稿，富兰克林在雷雨中放飞了捕捉闪电的风筝；民间学者挑战主流科学范式而推动的范式革命更是屡见不鲜。制度带来秩序，亦带来边界；而边界之外，才是未知思想自由驰骋的辽阔旷野。
我们诚然需要围墙之内严谨精细的学术训练——它是文明传承的坚实基础。但若因此遗忘了“第一个教大学者”那未经“大学”镀金的原始创造力，则不免为思想设下自缚之茧。钱学森先生晚年发出了振聋发聩的“钱学森之问”；而我辈的回应之道，在于清醒认识：知识圣殿既需守墙人以固定结构支撑塔楼，亦需破壁者手持天赋与行动的火炬，照亮未被标定的疆域。
当“教育”一词渐渐凝固为某种印戳，我们切莫忘了它最初的形态——那不过是一位心中燃着思想火种的先觉者，在人间大地上寻觅着同样渴望光明的同伴而已。
巍峨楼阁虽壮丽，却终需那一代代超越围墙的创造者不断注入新鲜的空气与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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